全球疫情蔓延引发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对长三角现代制造业集群孕育本土市场供给侧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地区协同进一步激发内在创新动力和多层次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将是未来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路径。

上海作为全国领先的10个2 000万人以上的特大型综合城市之一，综合产业竞争力独占鳌头。苏浙沪皖四地构成的长三角区域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产业体系最完备、开放程度最高、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都市圈，也是世界六大创新城市群之一。同时长三角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是世界级的市场影响力与创新综合竞争力最强的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定位与未来推进路径将进一步提升这一世界级都市圈的创新能级，并促使其成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建设的示范。这些，对于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

1.长三角重点产业“补链、强链”的任务依然严峻

（1）长三角开放型经济亟待应对全球化“脱钩”风险

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欧美市场对于长三角开放型制造业集群以及国外产业链的冲击仍在放大，以产业链的稳定性为核心的产业安全从未像今天这么重要。疫情后全球经济下行和美国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对于中国高端产业中的科技链、供应链、消费链、服务链、人才链带来的风险，在短期内较难消除。对此，我们需要强化贸易保护主义的预警，对产业链断裂的风险进行充分研判，提前谋划，寻求产业布局替代方案，推进高端产业链闭环建设。

一是重视“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的“断链”风险。长三角高技术企业所需的一批“卡脖子”中间品进口面临更复杂的无形壁垒，关乎现阶段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市场受到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与海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冲击，给上海与长三角高新技术产业增长与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在现阶段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市场萎缩背景下，寻求进口替代成为高端产业闭环建设的重要方向，需要从点到面地对供应链风险作充分预警。

二是重视高端产业的完整体系建设。2008年以来，受经济危机及其后期扩散效应影响，全球生产体系与高端技术产业供应链的重组一直处于变革阶段。在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冲击下，疫情带来的停工与物流受限因素与两年来贸易摩擦背景叠加，对高端行业供应链构成双重冲击。对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高端产业所处的外部供应链风险。

三是重视基础原料和上游供应链配套风险。除了一批“卡脖子”的设备类中间品之外，需要重视基础性原料和上游配套供应的风险，针对目前产业链不均衡的格局，打造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的高端产业链。

（2）疫情常态化下预防部分重点产业“断链”风险

在长三角区域产业链内的外向型企业，上游原料和中间品供应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高度外向型的制造业集群，区域内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依存度达到36.8%，在进口商品构成中，作为原料类和初级加工中间品的产品几乎占了一半。这类产品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产品，但是进口品的替代性不高。在今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类上游产品供应同样也成为本土企业的高风险供应环节，进口环节的脆弱性凸显，与集成电路行业的部分高端芯片类似，均进入高风险敞口区间。

以长三角地区重点制造业、集成电路行业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为例，该产业面临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其中风险最为集中的就是华为的5G产业链。5G作为一个庞大的高新产业概念，包括以射频器件、关键材料、芯片为核心的上游产业链，从支撑到传输再到应用的服务产业链，以及终端装备及其场景的应用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题，必然引发整个链条风险。据统计，华为核心的92家芯片供应商中，美国企业34家，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27家，中国台湾10家，日韩13家，国产厂商只有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进入名单。以美企为代表的国外企业一旦断供，纵然有短期的“备胎”计划，仍会对产业链条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冲击。

2.以一体化发展为契机，培育长三角产业全球竞争新优势

面对新的外部环境的不利态势，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新动能建设将对长三角新型制造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长三角一批新兴制造业集群在制造业技术与配套网络发展上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大趋势中，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本土大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得到利用，这在长三角区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区域产业结构、要素市场和产业链配套网络等多个方面看，苏浙沪皖地区享有中国开放型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首位经济体优势，也是中国高技术领域一揽子硬核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增长动能的主力军，不仅如此，长三角也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潜力最大的区域，具备支撑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关键条件。因此，中国面对外部风险骤增的新环境下要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将发挥关键作用。

一方面，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跨国产业呈现高度的“根植性”，中国潜力无限的市场所构成的市场向心力是最大的竞争力，特斯拉在上海的建厂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新的外部环境下，提升长三角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不仅呼应国家整体应对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也有利于发挥长三角产业升级优势，在制度上进行创新突破，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高地。伴随着长三角新业态的迅猛发展，制造业产业链自身的构成正在经历转型，而近两年来海外的贸易与技术壁垒的持续加剧，给长三角企业获得外部资源供给与推进国际合作带来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制造业价值链在区域内空间分布正加速转型，这个外部条件将重塑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

而经过多年发展，长三角内众多传统行业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尤其是近几年，技术提升速度极快，各个子行业都不断有世界级装置投产，无论是规模还是先进性都居于全球前列，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中。虽然近年来经贸摩擦增加了长三角重点行业的成本，但是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供应链，相对于多数国家和地区来说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中长期规划上，未来的发展重点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推动重点产业向国家价值链转型。从产业分工路径看，长三角重点领域发展过去更多从属于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对国内市场需求重视不足。在国际贸易冲突加剧，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审视全球化产业格局，由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模式向国家价值链转型，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相互协作的价值链模式。

另一方面是主动谋求在关键“卡脖子”阶段的零部件上的进口替代，以谋求减轻对于这些产品和技术的进口依赖。如在长三角具有传统优势的化工产业，可根据汽车、电子、轻工、新能源、环保、航空航天等下游产业对高性能化工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长三角化工行业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针对性与成效性。注重加强市场监管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对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企业形成强大的正向激励效应。

3.发挥好上海作为首位城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作用

作为首位城市，上海无疑在下一阶段建设稳定和安全的产业链中发挥政策布局的主导作用。目前，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在国内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消费需求上无疑是个标杆地区，双循环的目标将率先在长三角经济圈落地。(www.daowen.com)

在下一阶段，上海产业政策布局具有引领作用。需要消除原有的狭隘“高端”误区，要突出“链”的完整性，在重视特定“高端”技术投入的同时，重视基础性行业对高端产业供应链发展的作用。在高端行业的支撑性产业布局中，扭转对化工、材料等基础性行业的“粗放型产业”的认识误区。提前布局各类基础原料、中间投入品供应。在掌握海外市场的供应波动格局基础上，对制造上游的基础性行业，推进从“点”到“面”的“替代链”建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紧密的体系性布局，打造一个稳定而可控的高端产业链闭环，在目前高风险的国际市场下谋求足够安全的高端产业体系。

在产业政策上，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在以化工原料及其加工为代表的基础性行业投资项目上，就项目的环保要求和用地限制政策落地需避免“一刀切”倾向。对于一些关联性较强的项目投资，在准入门槛上给予灵活处理，对企业在异地布局“飞地式”的原料供应基地给予支持，考虑在税收安排上灵活处理，降低企业成本，激励企业作长期性的研发投入。

不仅如此，在长三角区域产业集群的整体产业战略上，需重视服务于这类企业的研发型企业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发展。在长三角高端产业园区规划中的高端产业引导体系中，重视一揽子生产性服务业态的发育，引导多类产业资本投入高端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把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项目纳入高新技术政策框架下，对融资服务、项目管理服务和专业信息研发服务环节的专业机构设立与相关人才就业给予政策倾斜，放宽对该领域的技术和资质限制，并鼓励专业性的技术联盟、信息平台等专业机构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设立。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要素的集聚，实现从制造、生产性服务到各类平台性组织的全面发育，引入大企业、中小企业、专业第三方机构等多渠道投入，促进产业链各种资源高效率配置，实现各环节之间的供需对接、信息共享和专业服务保障。

4.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具有独特品牌的城市竞争力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各国都亟待引导和培育增长动能，短期内政府的“有形之手”集中体现为各类纾困、激励和扶持政策的密集出台与推进。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2020年第一季度针对中小微企业纾困做了积极高效率的探索。从中长期看，宏观市场管理和法治建设的核心职能则集中于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建设，其中的重点任务是外资的准入与法制基础上的经营自由化。

一是重视长三角营商环境的国际接轨。现阶段，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自然垄断的行业外，长三角地区大部分经济领域已经对各类市场主体开放，但外资企业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在负面清单之外的许多行业领域内仍然存在着众多隐形壁垒。课题组建议通过率先深化外资开放、精细化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外资监管方式、优化外资企业市场监管，进一步优化服务来着力解决外资企业的痛难点问题，进一步优化外资企业的发展环境。《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9》报告显示，虽然有40%的企业认为2018年中国市场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但仍有不少企业认为中国的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希望能得到更公平的待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在2019年，外国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仍是企业的首要关切。

二是创造更有利于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营商环境。引导本土企业主动布局产业链，在双循环中实现双向打通。在传统技术含量不高的优势产业中，加大走出去步伐，寻求海外的优势资源予以发展，发挥我国产业的溢出优势。在中高端产业的发展中，则需要上海进行持续投入，以科技发展提升产业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与此同时，针对关键技术领域和关键产品等实行产业和产品国际对标，加强产业链体系的构建，补足产业链中的不足，降低产业发展风险。对于缺失的核心产业，更需结构产业链重构机遇，建设新一代工业互联网，实现上海企业内部数据的互联互通，搭建关键装备数据库，强化风险预警，培育企业合规意识和体系。

三是持续围绕上海四大功能建设构建独特营商环境优势。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核心定位是“软实力”的打造，依托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这四个功能，体现上海在长三角产业链的“创新源头、服务案头与市场码头”三维融合的“大枢纽”作用，实际上这四个功能都是要以对外开放的方式完成，包括高质量引进来，也包括高质量走出去，前者包括国外购买技术，也包括有领先性的外商投资项目，后者包括国际并购获得技术。这些也都依托上海的人才资源、完善的法制环境和高水平的宜居环境。

四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升规范性，并通过做大产业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对内要加强数字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我国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尽快出台智能制造技术方面的授权和权利要求解释标准。同时为便于把控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应对相关审查标准予以明确化。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上海数字贸易产业比较优势，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重视标准建设，提升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上海比较显著的优势是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丰富的、可持续的市场化应用场景。一方面，要与杭州、北京、深圳、广州等数字贸易发展较好的城市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可以引进BAT生态中高附加值的部分，比如引入数字贸易生态中金融服务、技术研发、对外销售和运营等方面，在上海形成数字贸易平台和局部高地。另一方面，可以以上海的优势产业和新的龙头企业为基础，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平台和总部。比如，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和科创中心，中国工业门类最完整的是上海，未来服务上海支柱产业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和能源互联网企业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上海是中国的贸易中心，也是世界的重要贸易枢纽，进出口总额占全世界的3.4%，未来在跨境电商（包括B2B、B2C、C2C领域）也是容易诞生巨头的领域。上海是中国的消费中心、金融中心，生活服务互联网企业和科技金融在上海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沉浸式定制化消费形式正在蓬勃兴起，消费互联网有了供应链两端的互动，这些领域未来同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上海数字内容产业是优势产业。要集聚一批全球领先的数字内容平台和在线应用商店，重点聚焦数字游戏、互动娱乐、数字出版、网络游戏等领域。

执笔：

汤蕴懿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烨菁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韩　清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陈　柯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13日公布“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比今年6月的预测数据上调了0.8个百分点，并预计2021年增长率将反弹至5.2%，比6月份预测低0.2个百分点。IMF预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衰退5.8%，其中美国经济将衰退4.3%，欧元区经济衰退8.3%，英国经济衰退9.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衰退3.3%。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今年增长为1.9%，明年将达到8.2%。IMF指出，“中国的复苏速度快于预期”，称在4月初大部分地区重新开放后，经济活动正常化的速度快于预期，在强劲的政策支持和出口弹性的支撑下，第二季度GDP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正增长。（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IMF预测：2020年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国家》）

[2]资料来源：《新“跨”越！中国宝武与全球铁矿石三大巨头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人民日报》202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