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2004年超过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超过4.6万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连续10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但在国际贸易中，有形贸易量高、无形贸易量低，中低端产品比重不高、高端产品比重过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中国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迫切需要国际制造服务化的支撑，从国际制造服务端、科技端和贸易端同时发力，在破除服务业发展制度瓶颈的同时，发挥疫后中国新消费市场的潜力、新制造发展的能力和新开放经济的活力，通过城市经济圈形成新集聚，构筑中国产业国际新优势。

1.“新消费”贡献疫后全球增量新市场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迅速增长的消费市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具有极其关键的地位。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万亿元大关，达41.2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60%左右，消费连续6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来源。2016年至2019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3.2万亿元增长到41.2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且增速最快的消费市场。

图2　1990—2016年中国与发达经济体总消费增长比较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全球贡献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应用市场。产业链创新端虽然依托研发投入，但是更离不开制造和用户管理等研发之外的多个价值链环节，未来跨界创新和多样化需求引导的创新更加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尾端与研发都是核心端，企业需要更加重视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创造需求而不是复制需求，真正让消费者拉动整个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发展。

2.“新制造”形成全球数字生产新集聚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在应用场景上的规模优势将提高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国家竞争力，并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集聚地。

中国已将人工智能确定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保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并提出了国家人工智能计划。该计划以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标为指导，旨在到2030年将中国定位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2020年7月8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维持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竞争优势》，指出美国应加大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关注。

美国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在先进半导体设计和制造领域比中国更有能力、更先进，但中国正在试图通过政府对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大规模投资来削弱这种优势。此外，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市场规模巨大，美国也缺乏实质性的产业政策。尽管如此，中国半导体企业目前仍然依赖美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也落后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正在投资新类型的芯片和计算技术，但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也在积极探索新的计算技术。中国在大数据集方面比美国有优势，而大数据集对机器学习应用的开发至关重要。两国在风险投资融资或政府资助方面的优势则很难比较。

3.“新贸易”打开链接全球产业新方式

随着制造和服务的深度融合，中国将以新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布局。从长远看，疫情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影响是阶段性的，随着疫情催动5G、“云”经济等数字产业的快速增长，信息技术将会呈现指数级增长、数字化网络化进步、集成式智能化创新趋势迅速推进，机器之间、生产系统和操作系统之间、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的网络互联将进一步打通，智能制造生产过程中全球合作将加强，其中尤以数据和工具的可用性为新的竞争力，在服务和制造深度融合趋势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双向作用将进一步加强。

（1）特斯拉产业链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中国2019年开工，投资约500亿元，是上海截至目前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创下了单体外资项目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新纪录。与之前盛行的苹果模式不同，特斯拉项目通过在上海当地组织全供应链生产，把研发端前移，把销售端放大，形成了在“最优技术”与“最优市场”下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新优势。一方面，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为特斯拉带来更大规模的技术研发和建立更高的产业链优势，凭借中国市场大量的产品车辆行驶数据信息，不断提升系统处理能力和功能迭代；另一方面，特斯拉依托长三角这一全球最大的汽配市场制造优势，以最有效率和最安全的方式集成特斯拉产业链上的核心产品配套商、具备ASP提升空间的新能源零部件供应商，以及产品技术壁垒较高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等，形成安全、高效和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闭环。(www.daowen.com)

图3　特斯拉中国供应链主要企业

图4　特斯拉锂电池组主要供应链企业

（2）宝武式价值链

2020年1月、4月和5月，中国宝武下属宝钢股份与全球三大铁矿石供应商之间实现铁矿石交易的人民币跨境结算^[2]（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澳大利亚力拓集团），这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认可，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中国企业产业链生态圈上下游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取得新突破，也为探索未来新型贸易场景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与此同时，宝钢股份也积极同必和必拓等供应商一起研究如何在更大范围内使用云端等新技术，助推新型业务模式的建立及发展。

图5　1998—2018年中美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变化

（3）中国式服务外包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化下，服务外包正以开放共享、创新融合的模式加固经济全球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桥梁，也为我国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抢抓变局中的机遇开拓了新空间。

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接包国，同时随着中国企业产业链位置的提升，中国同时跃居为全球第一大发包国。当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已集聚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头部”企业。如在ITO领域的浙大网新、致力于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链的软件外包服务提供商诚迈科技、宝武钢铁集团旗下，主营软件开发及工程服务，服务外包及系统集成的宝信软件等。在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上，我国既面临着美国、日本、爱尔兰、印度等掌控价值链高端环节国家的正面竞争，也面临着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价值链低端市场国家的追赶。同时，我国在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等关键领域存在“卡脖子”环节。推动服务外包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不仅有助于提升产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增加值率，提升外贸能级，推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更是能撬动中国价值链整体升级的新支点。

4.“首位城市”引领城市圈经济新发展

城市经济圈作为经济发展的集中“场域”，也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战场”。在当前产业技术跨多个领域、价值构成环节更加复杂的态势下，经济圈对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和产业辐射等影响更大，对国家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作用也更强。特别在开放经济前提下，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需把技术、管理、资本、市场、劳动力、自然资源、产品等要素放入全球经济系统中，以寻求最优配置。

2018年的上海产业国际竞争力论坛报告指出，全球主要城市经济圈的发展目标正朝着“集中、高效、密集和多样性”方向努力，经济圈功能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网群化和智慧化方向发展。同时，城市经济圈产业国际竞争力中，首位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并在价值链、产业链和创新链中发挥核心关键作用。虽然世界经济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走向和引领性技术仍有巨大争议，全球范围内带来产业颠覆性革命的技术创新尚不清晰，但不可否认，未来十年是经济增长动能的关键转型期，城市经济圈的系统升级使产业国际竞争力全面进入“高阶版”阶段。第一，空间升级。以东京、新纽约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圈在产业创新下，依据创新要素在不同阶段的配置空间和效率要求，通过从点状布局到轴向布局、圈层布局和网络布局层层推进，重塑创新空间，与周边城市和区域联动发展形成创新城市集群。第二，结构升级。在全球技术革新和经济格局重塑过程中，城市经济圈“制造业回归”的实质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再工业化”过程，政策内涵已超出以往重振、“回归”制造业的范畴，其实质是要与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机制相容，实现制造和服务的整体升级，以此奠定未来经济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三，组织升级。首位城市从“集聚制造业的城市”向“孵化制造业的城市”转型，小型、专业、高附加值企业将成为城市制造业新主体；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两大重要主体；大量的科研院所、专业中介服务组织集聚。第四，政策升级。随着经济圈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产业生态系统中的政策调整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