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年初至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百年未遇的重大冲击，也对正在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外部条件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重回正常的生产与生活轨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最好的经济体^[1]，但“全球经济正从危机深渊中恢复，所有国家现在都将踏上‘漫长的攀行之路’，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漫长、坎坷而充满不确定性，且极易出现倒退”（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与国际大循环相互促进”，指引了中国发展的新战略方向。

1.发达国家强化“闭环”竞争政策干预，企业全球化组织生产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截至2020年11月，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5 000万例。“新冠病毒很可能会像艾滋病毒那样，演变为一种地方性流行病。”（WTO）各国目前都处于重启经济和封锁抗疫的“胶着”状态。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促进了抗病毒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但也出现了国际竞争的局面。疫后，高新技术将呈现竞争和保护态势。在决定国家生存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关键领域，发达国家将构筑保护性的研发体制，强化其自身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全球主导力，这不仅会体现在公共科学技术领域，而且包括企业研发领域。当前各国建立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和操作系统，进入“关键科技”竞争分化的时代。美国以对抗者姿态对待技术交流和经贸关系已经处于不可逆转的格局，不仅仅是美国，欧洲对美国在贸易摩擦中的态度也表示一定程度认同。2019年2月，德国经济和能源部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强化德国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的主导能力，体现出鲜明的提升工业增值链闭环性的趋势。欧盟和日本分别在2019年3月和5月出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的法案（如《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日本《外汇及外国贸易法》），旨在加强防范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以美国为例，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的主要因素不仅在于成本的改善，更在于其希望构建创新体系、科技优势以及对整体价值链的控制力，高新技术领域经贸关系则会陷入全面政治化的态势，疫后逆全球化思潮的阴影似乎有所强化。这些不仅冲击着跨国供应网络，而且将对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带来难以逆转的破坏。面对工业生产基地的“回迁”和新增生产能力的“回流”，重塑本国产业价值链的生产项目将获得更多重视。

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态势进一步增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放大了近两年来中国面临的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壁垒的负面影响。世界市场的收缩，尤其是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业的抵制和打压，给中国开放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依托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成功地实现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全面建设，从接轨国际市场起步，逐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直至形成产业出口优势，并形成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中具备领先地位的产业增长点。这个转型历程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机遇，也为全球价值链产品多样化发展与价值链多元要素配置的优化带来新机遇。

中美贸易纠纷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态势已经不容置疑，经贸关系“政治化”的复杂态势与美国对抗型对华政策的公开化仍在继续发酵，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高技术产业跨国供应链的隐形壁垒、技术合作的脱钩将成为中国外部市场环境的“新常态”。2018年中美贸易在“301条款”问题上的纷争，是美国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逆全球化”思潮的集中反映。中国产业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美国自从开启“301调查”开始，对华采取了一揽子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关税壁垒，并构建了多个违背多边贸易自由化原则的贸易协定规则，两年来颁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贸易禁令和针对企业的实体清单，双边经贸已经从合作转向封锁，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意图充分暴露（如图1）。

图1　中美贸易战时间轴

2.“安全”成为产业链布局首要要素，未来将形成近岸和离岸双产业链共存格局

新冠疫情之前，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主要基于成本和效率考虑，但在当前“断链”风险下，迫使跨国公司注重近岸区域布局，同时为了兼顾效率，将会出现近岸与离岸双链共存格局。以美企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在母国邻近的地区进行供应网络布局，尽量避免在地理距离遥远的国外进行过于集中的布局。这预示着未来跨国公司更多的将采取N＋1的布局模式，分散中间品生产过于集中化的风险。

疫情直接冲击中国外向经济型产业。中国加入WTO后十多年的加工贸易迅猛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外资主导下的增长，形成了中国开放型经济进程的第一个阶段，也构成了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在多年外向型产业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发展形成了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基本覆盖了整个产业链条，并且伴随着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位置也在不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突破。跨国离岸生产和外包为载体的跨国生产分割诠释了产业链内工序分工为模式的产业国际化进程，极大地提高了产业链内要素配置效率和相关国家的专业化生产效率，是中国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内在逻辑。(www.daowen.com)

但是，我国产业发展面对的环境依然严峻。多年以来，我国凭借着廉价劳动力大量承接了加工贸易、贴牌生产、外包代工等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的产业，这使得我国相关企业基本处于附加值的价值链部分，并且有价值链“低端锁定”的趋势出现。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海外供应链和全球市场需求的中断和全面收缩已成为全球跨国生产网络的常态。尤其对于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的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部分高技术产业，进口中间品的保障受到冲击导致的产业链断裂已经不可逆转。与此同时，大部分发达国家疫情的控制不力形成的悲观情绪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等渠道，已经转化为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负效应，反过来加剧现有的全球市场的保护主义趋势，经贸关系受政治因素的脆弱性影响将进一步凸显，这一恶性循环必然再度削弱全球跨国生产体系纽带的内在稳定性和中国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3.“三元”区域经济新格局态势初显，“三链协同”下迎来新一轮产业布局竞争

全球产业链“三元格局”已形成，欧美国家推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中国家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合力挤压着中国低成本制造优势，外加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趋势显露。可以预期，我国将在较长时间内处在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经贸与投资壁垒的国际市场中，以WTO为代表的贸易规则框架已然失去约束力，而逐步被诸多排他性的区域一体化协定所取代。

区域产业贸易联动成为主流。外加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去中国化”趋势显露。全球产业链“三元格局”表现为：美国、欧盟和英国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标的，德国、日本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要的输出标的，其他国家则以上游原材料输出为主要标的。目前欧美国家推进“制造业回归”和发展中国家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合力挤压中国低成本制造优势，外加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风险，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趋势显露，尤其外向型经济产业、部分中小企业和落后产能企业受影响最为明显。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不断迁移，全球分工逐渐细化，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明显的“两链”“三网格局”，即由北美—欧洲跨洲全球价值链（投资＋贸易）和由北美—东亚跨洲全球价值链（投资＋服务外包＋采购）形成的“两链”；及由欧洲生产网络—西欧跨国公司（原始创新＋制造）、北美生产网络—美国跨国公司（原始创新＋采购）和由东亚生产网络—日本跨国公司（集成创新＋制造）组成的全球新供应链系统。

4.“数字”生产力成为经济复苏驱动力，带来经济规则重构与治理方式新挑战

相比货物贸易，当代贸易市场增长最为活跃的板块是数字贸易，呈现高度的“无形”属性，边界尚未有权威标准，但是该领域在国际发展中很大程度上依托合作双方在交易规则上的一致。由于美国数字经济市场成形较早，在规则体系上有较大话语权，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和受制于本土服务市场培育的初期节点，面临自由化规则不兼容的巨大挑战。目前，中国、欧盟、美国在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领域还尚未形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在数据自由流动、数字本地化存储、数字生产和服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上都需要形成治理新体制。

同时，在智能化生产方面也需要更多合作，形成治理方案。疫后全球智能制造将率先复苏，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以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核心产品机器人产业为例，2019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达1 492亿美元，其中服务机器人规模135亿美元，亚太地区占全球份额超过60%，中国占比超过20%。疫情的发生加速了数字工业时代的到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加迫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加快应用于制造业，无人工厂、工业机器人等新模式受到更多重视和推崇，全球智能制造市场将带动经济复苏。经预测，2025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增长率将增至3 848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4%左右，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2030年产业规模至少占全球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