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0—201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GLS方法估计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的系数，数据处理由Eviews 7.2完成。估计结果显示，模型的调整R2=0.999871，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RSS=0.011584，残差平方和很小，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好；Prob(F-statistic)=0.0000，回归方程显著成立。同时，对截面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以及Fisher-PP检验，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P均小于0.05。因此，原假设被拒绝，结果显示各截面残差序列不具有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说明面板数据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回归得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αi、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i、生态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γi、技术水平Ai（表ZII3.1）。

表ZII3.1　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产要素弹性系数表

1.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分析

不同省市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变动较大，极差达7.44031，长江经济带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11省市中，江西省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最高，达到1.26281，说明生态资本要素每增加1个百分比相应的经济产出增加1.26281个百分比，表明生态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对江西省经济产出的贡献较大，很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重庆市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为-6.1775，在11省市中最低，这表明重庆市的生态资本利用率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资本运营体制机制，使投入减少产出增加。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生态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的均值为-1.029，小于零。

同时，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资源祝福”现象与“资源诅咒”现象同时存在。如图ZII3.1所示，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大于零的省市有5个，分别是上海、江苏、江西、湖南、贵州。系数值为正，说明生态资本对这5个省市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江苏、江西的系数值大于1，这说明生态资本的增长快于生产总值的增长，增加生态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利，生态资本的利用效率明显高于其他省市，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这5个省市中，上海、江苏位于东部地区，江西、湖南属于中部地区，贵州位于西部地区，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为正的省市在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均有分布。同时，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云南这6个省市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小于零，在这些省市，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这表明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对这些省市来说，生态资本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面对“资源诅咒”的现象，生态资本状况欠佳或者一般的省市应改善生态资本的开发利用方式，进一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生态资本充裕的省份应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把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真实的经济优势。

图ZII3.1　长江经济带11省市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分布图

从本质上看，生态资本弹性系数是对生态资本生产效率的反映。生态资本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然而，生态资本并非总能推动经济增长，“资源诅咒”也并非生态资本开发的必然。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人类对生态资本的开发利用方式的合理程度和生态资本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有效程度，这反映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弹性系数上即是生态资本的生产效率。具体来看，2010—2014年，上海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居第一位，人均生态足迹在11省市中是最低的，人均生态足迹一直在0.5hm2/人左右波动，上海的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为0.376222，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这表明上海的生态资本生产效率很高，通过较少的投入获得了较大的产出。与上海不同，2010—2014年湖北人均生态足迹值在11省市中最高，5年内有4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值处于3hm2/人以上，同时，5年来湖北省的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然而，其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值为-1.633402，生态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为负，生态资本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偏低。这表明湖北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消耗了大量的生态资本，经济产出却不理想，湖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解决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湖北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均存在地区异质性，但这种地区异质性在三者之间并不一致。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生态资本的供给与长江经济带的资源环境状况基本一致。人均生态足迹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和下游地区，中游地区的生态资本需求较大。而生态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各地区生态资本的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的省市在上、中、下游均有分布。(www.daowen.com)

2.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比较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将长江经济带11省市各类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反映在折线图中，如图ZII3.2所示。

图ZII3.2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各类生产要素弹性系数图

通过将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与生态资本和劳动投入相比，资本投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从图ZII3.2和表ZII3.1中可以看出，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有7个省市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投入拉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大于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和生态资本弹性系数，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较大，这7个省市分别是：上海、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贵州。其中，重庆、安徽、湖北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大于1，资本投入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有效程度较高，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显著。同时，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均值为0.667895，大于零，表明长江经济带资本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是显著的。在剩下的4个省份中，湖南和云南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投入拉动，劳动投入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相对较高。对长江经济带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求均值，均值为0.151735，大于零，但是低于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总体来看，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低于资本投入。江苏和江西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生态资本拉动，这两个省份的生态资本弹性系数均大于1，这说明生态资本对江苏和江西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

从截距项来看，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截距项存在较大波动，截距项的差异说明不同省市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不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中，截距项反映了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截距项越高，综合因素的基础效应越强；反之，截距项越低，综合因素的基础效应越弱。江苏、浙江、江西这3个省的截距项大于1，综合因素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较大。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11省市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