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资本这种投入要素长时间没有得到重视。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生态资本这一生产要素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议题开始受到关注。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态资本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生态资本的概念尚未出现。古典经济学家们将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其他类型的生产要素较少涉及。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土地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生态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土地上。在古典经济增长时期，资本更加稀缺，因此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得到了较多的关注，有关生态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刚刚萌芽。William Petty（1662）认为土地能够创造价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他认为土地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两大要素[1]。William Petty的这一观点是生态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萌芽，有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推动后来相关研究的发展。Adam Smith（1776）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在土地相对充裕时期，劳动分工程度的提高和劳动人口的增长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受土地限制。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稀缺的土地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变得明显起来，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增长会因土地的稀缺而停滞，Adam Smith指出劳动分工是克服土地稀缺的有效方式[2]。与Adam Smith不同，David Ricardo（1817）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较差的土地被耕种，人们不断追加投资，因而土地的边际报酬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土地的稀缺性会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最后将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3]。Thomas Robert Malthus（1798）是较早进行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他认为过快的人口增加速度将导致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足，经济增长将因此受到限制。因此，人口的增加不能超越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4]。这一理论是后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重要基础。John Stuart Mill（1848）综合Thomas Robert Malthus与David Ricardo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会随着土地的稀缺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趋于停滞，因此，他提出了“稳态经济状态”，即财富应当与人口资源环境保持稳定的水平状态[5]。

2.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态资本

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自然资源丰裕的非洲国家却经济增长缓慢，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自然资源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这一时期有关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资源价格不断上升，环境公害事件接连出现，这引起了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研究框架内，Dasgupta和Stiglitz(1974)、Solow(1974)、Heal(1979)等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和利用路径，他们表明，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条件下，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将不会受到自然资源稀缺性的限制[6-8]。Brock和Taylor(2004)将索洛模型中外生技术进步的假定延伸至污染削减领域，在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衡量经济持续增长，从而得到绿色索洛模型。在绿色索洛模型和传统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劳动增进型，规模报酬不变，储蓄率是外生的，生产函数是凹函数[9，10]。Stokey(1998)认为增强污染削减强度会使经济增长放缓，因为在控制污染的过程中会产生技术效应，在降低污染的同时会使产出增长率降低。最优排放标准和总污染水平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在临界产出水平之下，由于不存在环境规制，总污染水平随着收入增长；在临界产出水平之上，总污染水平与收入之间的变化趋势受产出效用的弹性影响[11]。在国内，庞丽（2006）分析论证了土地资源与水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2]。李国柱(2006)利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索洛增长模型说明经济增长不能自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应该依靠控制污染的技术进步、相关环境规制以及产业结构的转移等方式来实现环境质量的提高[13]。沈小波(2010)认为在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条件下，加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以及控制人口增长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他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14]。(www.daowen.com)

3.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态资本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出现。此后，便有人将资源要素引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Tatom和Rasche（1977）研究了可耗竭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考虑了可耗竭资源[15]。为了衡量政府支出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作用，Lighart和Vander Ploeg创建了包括环境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6]。Scholz、Ziemes（1996）和Schou（1996）将不可再生资源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论证了由不完全竞争引致的市场失灵等问题[17]。Grimaud和Rouge(2005)将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污染引入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新熊彼特模型，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18]。在国内，王海建（1999，2000）将耗竭性资源引入生产函数，采用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和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可持续利用约束下耗竭性资源的经济政策意义[19-21]。刘凤良等（2002）利用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可耗竭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资源的可耗竭性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技术进步可以克服这一负面作用，当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大到足以抵消可耗竭资源的损耗时经济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22]。同时，彭水军、包群（2006）提出：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3-25]。许士春等（2010）建立了包括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最优控制方法研究了实现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的路径[26]。

4.生态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新动态

Gene M.Grossman和Alan B.Krueger(1992)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关系，他们提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为了提高人均收入，生产不断扩大，环境污染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加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污染物排放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环境污染开始减少[27]。Daly(1996)认为人类经济活动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经济增长会走向停止，人口与经济产出将趋于恒定[28]。Sachs和Warner(1995)在分析1970—1989年97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状况之后发现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更慢。这一研究引发了各研究领域有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福音”还是“诅咒”的激烈争论[29]。Gylfason和Zoega(2001)提出充足的自然资源可能会通过挤出货币资本的方式制约经济增长，因为当产出随着自然资源的使用不断增长时，社会生产将减少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使货币资本的利率降低[30]。Hausmann和Rigobon(2002)认为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强，经济绩效越低[31]。De Ferranti等(2002)提出美国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良好地发挥了矿产资源的作用[32]。在国内，李崇阳(2002)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深入论证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博弈双方能够达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彼此的利益需求得到满足[33]。刘长生、简玉峰、陈华(2009)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论证了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34]。刘那日苏（2014）以2003—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样本为基础，利用多种识别方法和计量方法研究了自然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及区域差异[35]。赵志远（2012）以山东近海七地市为例，研究了生态资本支持下的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并根据研究结论就山东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