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研究

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和层次研究了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沈玲媛、邓宏兵对比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发展质量，分别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角度进行了测度研究，通过多元统计的方法得出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的发展质量优于武汉城市圈[26]。王红等研究了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选取城市群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对比三个城市群的城市发展质量，并对其结果进行排序和测算差异[27]。卢丽文等通过动态因子分析的方法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38个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之间的协调关系，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自相关的方法对城市之间城市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28]。李磊等从基础设施现代化、智慧化、公共服务、生态可持续发展四个角度建立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测度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并与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发展质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29]。马静等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内涵做出归纳整理，从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发展质量三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地级市，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等模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系统之间协调互相促进发展角度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协调性和差异性分析[30]。谢尚从生活、经济和环境三个角度，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质量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借助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的时空异质性[31]。

2.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

城市发展质量包括很多方面的共同发展，其中城市生活质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潘秋玲等梳理分析了国内外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评价模式，进而实证研究西安的城市生活质量，探索了西安的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特征与差异[32]。陈树林等通过生活质量综合评价定量表对492名城市社区居民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评价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调查了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33]。查奇芬等总结以前的文献，得出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了江苏省13个主要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总结出各城市人们生活质量的差异与不足[34]。孙峰华等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把握中国现状建立指标体系，总体评估了中国31个省会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继而列出城市排名并区分等级[35]。王伟武从社会经济和生物物理两个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采用PCA和GIS对杭州市的城市生活质量空间布局情况进行了评估[36]。2006年开始，人们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新闻媒体各大报刊对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37-40]。杨卫丽等从新人本主义出发，对城市生活质量和与其对应的生活空间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研究源起、研究意义、研究阶段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介与展望[41]。张自然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运用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和统计方法，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的生活指数进行了分析，得到城市生活质量总指数及层次指数，并最终得出结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提升存在矛盾，人们客观生活质量与人们主观感受存在矛盾[42]。曾文等讨论了县域城市生活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并以县域为基础单元对江苏省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43]。2015年之后对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我国主要城市的生活质量指数排序，大多研究偏向老年人、空巢老人等的城市生活质量[44,45]。

3.关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研究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发展质量评价的一个子系统，对城市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赵国杰等构建了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对天津市1990—1999年十年间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测度[46]。万会等探究了影响矿业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阻力和动力两种影响因素，并从增加动力和减小阻力两个相异的维度为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47]。孙逊等将生态问题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研究生态环境的规划改善问题[48-50]。周炳中等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是测度城市生态建设能力的主要依据，并建立指标体系，测度了沿海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究国内外港口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分析国内沿海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结构上的不同[51-53]。仇方道应用MFA与DEA模型，以14个典型矿业城市为例，探析了影响东北地区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原因以及演变过程。此后关于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热点。董峰等认为传统的GDP方法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等问题，没有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由此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绿色GDP和真实储蓄率评价方法进行改进，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大庆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54]。杨昭认为我国林业资源型城市大多存在林业资源使用过度的问题，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由此研究林业资源型城市黑龙江省伊春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需要解决的难题[55]。马克等总结了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十年间存在的问题及取得的成效，并梳理了这十年转型中流传下来的经验教训与带给未来的启示，最后对以后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可能存在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展望[56]。王太峰分析了国内资源型城市需要解决的难点，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几种建议[57]。唐雄等构建了中国石油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测度了中国8个典型石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58]。郭存芝等通过因子分析等方法测度了我国33个典型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最终计算出生态效率，用生态效率反映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并探究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等因素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59]。支大林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推进的阶段及演进特征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一系列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如：资源型产业的自强机制与资源型城市鼓励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矛盾，资源型经济对创新的“挤出”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急需创新的矛盾等，最后给出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对策[60]。周鹏等以中国11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模型测度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并用GIS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我国对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包括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效率等[61]。

4.关于城市发展协调性的研究

苗建军等对城市发展质量内涵进行界定，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是城市自身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城市所处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大多数学者对城市发展协调度的研究都涉及环境资源等方面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62]。罗文斌等通过TOPSIS法测度了杭州市城市旅游和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认为2001年至2005年协调状态越来越好[63]。王丽红等构建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要素协调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出两者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的状况，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64]。汪婷以安徽省黄山市、池州市和芜湖市为例建立指标体系，分析了2008年和2009年两年这三个城市旅游和城市发展的协调程度[65]。姚士谋等分别从其发展背景、挑战、研究意义和创新模型构建等方面对我国特大城市发展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66]。王文瑞对比了兰州和南京两大城市的城市发展与城市旅游的协调性水平，因为两大城市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发达城市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并不一定协调水平高[67]。吕添贵等从经济规模、效率与结构和水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等六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运用TOPSIS对赣州市2001—2011年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进行了定量的测度与评价[68]。聂晓英研究了敦煌市1987—2012年旅游业和城市发展协调性，并运用ARIMA模型预测了近期协调性的发展情况和态势[69]。研究结果表明敦煌市的旅游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越来越好，两者存在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关系。杨皓天从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协调发展度两个方面对鄂湘城市群和内蒙古12个盟市发展质量进行考察，研究了城市发展质量总体水平，并把城市归类[70]。

5.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内涵的研究

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上，所以了解城镇化是研究城市发展质量的前提。

首先，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内涵体现在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叶裕民最先对国内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研究，定义城市化质量的中心思想是城市现代化，城市化质量的最终任务是城乡一体化[71]。此后也有很多学者专家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福建省城调队界定城市化发展质量是居民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淡化城乡差距，协调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领域的城市化[72]。刘素冬把城市化质量定义为在保护城市资源的条件下，逐步使城市的整体实力变强、居民的生活质量变高，保护城市的环境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终极目标为形成城乡一体化[73]。王忠诚参考叶裕民的成果，在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中加入两个其他指标，分别为城乡居民非食品支出差距系统和二元结构比率[74]。耿海青等分别从人口结构及城市景观变化、城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测定了城市化发展水平[75]。贺来喜等认为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要注重调整工业结构，提升工业化质量，而且需要重视教育事业，鼓励创新，为城市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76]。李小军等参考叶裕民对城市化内涵的界定，建立了城镇化质量分区测度的指标体系[77]。从经济、社会、生态和资源四个方面对城镇化进行了评价，用城乡统筹度来反映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刘桂菊等从经济、社会、环境和城乡一体化四个角度建立指标体系，测度了城市化质量，并分析了城市化质量与水平的协调性[78]。(www.daowen.com)

其次，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城市本身的发展质量、城市化进行的效率、城乡一体化水平。李明秋等认为城市化质量提高就是城市投入要素利用率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改善，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与对外影响的强度以及服务水平的提升[79]。张春梅等对城市化质量从四个方面界定：经济发展、城镇人民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实现进程和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城镇化进程做出测度[80]。梁振民等对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进行城市化发展质量测度，分别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质量与速度的协调度、子系统的城市化质量主导类型、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差异四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质量[81]。

其他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内涵的观点主要有：王德利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测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即推进效率[82]。郭叶波认为城镇化质量是对于数量而言的一个整体性概念，主要是指各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发展效率[83]。魏后凯等认为城镇化效率是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标志，并从土地、能源、水资源和环境四维度对中国城镇化的效率进行了评价[84]。

由于各个学者的学术背景和所研究的领域有所差别，但是共同的特点是都强调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居民生活质量等的协调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6.国内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研究成果

城市发展质量的测度由于指标体系和方法的不同会存在差异。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测度已有比较多的研究成果。

《中国城市年鉴》——中国发展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城市年鉴》于2000年首先提出城市发展质量问题。这是城市发展质量研究过程中最具意义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各个城市的现在，年鉴中包含了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秩序等多个系统。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目前比较系统的是由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推出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发布了自2007年开始至2015年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总结了2007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和阶段特征，从经济、社会、环境、城市建设、管理、实证多个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了分析。多年来，报告分别聚焦城市社会治理、功能疏散、交通拥堵、房价调整、贫困改善等。最新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从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管理5项健康指标出发，评价了2015年中国288个地级市的健康程度，其中仅有28个城市保持了“健康发展”，即超过9成的城市发展指数为“亚健康”等级，28个健康城市中，长江中游地区仅有湘潭和株洲两市位列其中。而对比第四章对长江中游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由于《报告》中重点强调的是城市的健康指数，与本研究的立足点有所差别，可以看到湘潭的城市发展质量较高，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而株洲的城市发展质量则没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从经济增长、经济规模、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生活质量这几方面评价城市竞争力。2010年武汉开始分别出现在主要产业本体竞争力和物流服务业竞争力的前十名，南昌的物流服务业竞争力也可圈可点。但综合竞争力排名依旧无缘前十。至2015年，武汉市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为第十二名，长沙为第二十名，且长沙市和武汉市是综合竞争力指数增长最快的50个城市之一。武汉和长沙在第五章的长江中游城市发展质量排名中始终处于第一、第二名，但在全国的地位仍然较低，长江中游其他城市的发展质量则更加落后。

《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研究》——2013年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公布了比较权威的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报告中明确指出，由于多项指标无法统计，因此城市质量评估体系仍然没有权威的指标体系，但也正在完善。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城镇化篇》——凤凰国际智库城市课题小组2016年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从中国城镇化的内涵出发，制定了衡量城镇化水平的基本指标。《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由于城市化进程已经领跑全国，已经进入了控制城市增长的阶段；此外，《报告》选取了青岛、南京、厦门作为标志性研究对象，研究其城市化进程、城市体系、空间利用效率等方面，这三个城市中既有内陆城市又有沿海城市，可将他们的城市发展态势作为其他地区城市未来发展的风向标。例如，武汉、长沙、南昌可以参考南京的城市发展经验，并汲取教训，借鉴其精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