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城市发展质量的研究

国外学者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对城市发展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城市化发展质量来反映城市发展质量。工业革命之前，经济社会的发展核心为农村，在这一段时间，城市化的发展相对较缓，无法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成为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大众所熟悉。最先给出城市化定义的是西班牙的塞尔达（Serda）。这一时期关于城市化的观点是：城市化发展就是乡村资源集聚到城市的过程，尤其是对“人口城市化”的定义，极具典型性。

20世纪60年代，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开始向“物本主义”转化，即城市发展的质量表现为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物本主义”的观念下，学者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精致的物质和服务是衡量城市发展的标准。基于这种观念，城市发展的质量评价准则变成了对“物”的衡量，GDP和GNP变成了反映经济发展的关键标志。毋庸置疑，这一观念指导第三世界的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还是出现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这使“物本主义”的观念受到质疑和批判。

20世纪70年代，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由“物本主义”转向“社会发展观”。随着人口集聚到城市，城市的职能逐渐从“促进工业发展”转向了“服务于居民”。人们开始对物质生活品质和精神生活品质更加重视，并着眼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Saxena和Orley将生活质量定义为对生活的满意，并认为个体对重要生活领域的感知所产生的可认知经验可以反映个体的生活质量[1]。Pavot和Diener，Happiness对生活质量内涵的认识是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角度出发的，采用较多的主观指标进行评价[2,3]。这种评价模式注重对人们的态度、渴望、感知、欲求、价值等方面进行探讨，把人们对幸福的感知作为重点，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测度。

20世纪80年代，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中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无法免除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对经济增长存在弊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系统完善为经济社会环境一体的评价系统。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对城市发展所涵盖的方面进行了扩展，并赋予了城市发展质量更新更有意义的内涵。

2.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

“生活质量”概念的最早提出是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杰出的代表性的人物约翰·加尔部雷斯的《富足社会》中。自此，一些国家开始研究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生活质量评价标准通常包括两个维度：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借助客观维度探究社会发展的变化态势，借助主观维度来观察人民内心的感知，即幸福感。19世纪70年代，古雷特、刘本杰、坎贝尔、罗陀斯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到最顶级后，人们就会开始注重城市生活的阶段，即“追求生活品质阶段”[4]。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研究范围渐渐增大，坎贝尔认为城市生活质量是“人们对生活幸福的总体感受”，并从生活享受程度、对幸福的体会和社会存在感三个方面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黎瓦伊认为生活质量是“整体把握集体和个人所体会到的身体、心灵、社会各个方面完好的适应能力”。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于全面发展的理念更加注重。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生活质量为“处在一定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他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事物如目标、期望、标准、所关心事物等的感知”。

3.关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研究(www.daowen.com)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将“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可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但是不能危害未来人们解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正式由理论迈向了实践。可持续发展在事关城市发展和城市化中被提出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此前的30年中发达国家逐渐走向了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多样的城市问题，为给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学者们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并且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势在必行的战略。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不只是与环境保护相关，还是有关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战略。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之一，包含世界、国家和地区三个维度的协调发展，同时还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与内部各个层次间的相互协调。Dunn和Jamieson提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需要较好地利用城市资源，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考虑当下也要考虑将来[5]。Tiallingii的观念则是处理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是现代人的责任和义务，不应该把这些问题留给子孙后代，由此提出“责任城市”的概念[6]。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集约化，强调有限的发展，只有经济的发展控制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才可以保证可持续发展[7]。Maclaren认为选取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时应该遵守综合性、分布性、前瞻性、广泛性的原则[8]；然而，Braat提出选取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时应遵守层次性、科学性和数字化的原则[9]。

4.关于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研究

国外没有对城市化发展质量问题的直接研究，更多的是从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城市化过程中经济转型、社会进步、生态平衡、人居适宜等关于人民居住和生存的问题[10]。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在2002年构建了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基础设施、废品处理、健康、教育、城市生产等方面，并定义了城市发展指数[11]。2004年又提出了城市指标准则，城市发展指数和城市指标准则成为评价城市发展质量的标准和依据[12]。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1986年在欧洲发起了“健康城市工程”，指出要重视人类健康，要求城市全面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包括经济、社会等方面，并且改善环境质量。欧洲健康城市理论研究涉及老龄化、城市规划、社会因素等几个方面与城市健康的关系。英国伦敦的卡姆登区设置了重视老年人问题的“健康城市项目”[13]。汉考克和顿尔对城市健康的定义为：改善城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居民相互扶持，使城市自身的潜力发挥到最大极限[14]。

英国的霍华德首次提出“田园城市”的理念[15,16]。查理德·雷吉斯特的理论为：生态城市只适合构建在范围比较小的城市中，并指出高质量城市、近距离出游、规模较小但比较集聚和物种多样性的建设生态城市应当遵循的规则[17]。

生态学家雅尼克斯特最先定义了生态城市的概念[18]，他界定生态城市即“基于生态学理论，社会、经济与自然的耦合成长，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有效使用，生态良性循环，即高效、协调的人类聚居地”。

21世纪西方国家主要从城市结构的优化和空间要素的整合两个方面对城市形态进行研究，致力于促进空间可持续发展。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采用多种参数和指标测度模型，分析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如何更有效地运行，得到了包含城市交通、土地使用、住房、建筑能耗、社区规划、城市设计等多角度的研究成果[19,20]。

1958年在《富裕社会》里加尔布雷思提到“生活质量是居民生活的舒心、安逸、便捷水平以及精神层次的满足等”[21]。路易斯·巴西桑托斯和伊利贝尔·马丁斯界定了高生活成本和低生活成本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包含自然、社会、生活和经济四个维度的模型，并对西班牙的波尔图进行了实证研究[22]。

朱莉叶塔·法达和宝拉·吉龙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研究了生活质量[23]。把对待生活质量的态度及感受根据性别对资源的拥有量和需求的不同，以及健康、社会公平、环境等对不同性别的影响进行分类分析。维森特·罗尤埃拉和乔德·苏芮那认为生活质量是由生活的成本和生活的获益所决定的，并研究了生活质量和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24]。

《社会指标研究丛书》从各种维度对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其中，《调查城市生活质量》一书从经济、就业、住房、交通、教育、治安、医疗、游憩、环境等方面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价，并把它当作衡量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