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决策于“文革”之前，进行于“文革”之中，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对广大西部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历史活动，从技术史的角度看也是一次技术转移的重大事件。

在这一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自主、较为完整的装备制造业发展体系。回顾“文革”期间“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工作，及其对西部当时及后来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对当前的西部装备制造业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经过1961—1963年的经济调整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渡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期。国家开始制订“三五”计划，准备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调整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上来。但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以至彻底决裂，美国入侵越南步步加深，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同时遭受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1960年代又与印度因边境争端而几番冲突。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从军事经济学角度看，显得异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几乎全在苏联轰炸机一小时航程和中短程地导弹射程之内，防御能力差；以上海为中枢的华东工业区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和以中国台湾为基地的航空兵攻击范围之内。一旦桥梁道路中断，后果不堪设想。鉴于国内外的形势，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备战备荒、建设“三线”的决策。1965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据此修订了“三五”计划。修改后的“三五”计划强调：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⁸⁰⁾

我国经济建设由调整时期重点解决吃穿用问题，转到了以备战为中心，“三线建设”从此开始。1965年8月21日，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搬迁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大规模的搬迁，实质上是一次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把搬迁、建设战略后方和当前生产很好地结合起来。同年9月2日，国家计委草拟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确定“三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是：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⁸¹⁾

“三线”是按中国地理区域划分的，主要指甘肃乌鞘岭以东、山西大同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7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4省的西部地区，共约31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又分为西南三线和西北三线：前者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的全部或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后者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另外，各省也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称为“小三线”。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从1965年开始持续了17年，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而西部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也在此时形成，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推进作用。“三线建设”从1964年作出决定到1972年，国家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投资新建，二是内迁沿海地区老企业，并以搬迁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扩建。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三线地区累计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额的66.8%；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升至33.14%，为历次计划时期的最高点；西南地区作为建设的重点，占全国比重高达20.93%；沿海投资为282.9亿元，占30.9%。⁽⁸²⁾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国家先后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 000多亿资金，形成了1 400多亿元的固定资产。⁽⁸³⁾

从1965年起，全国各建设队伍云集三线地区，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进内地，国家的投资迅速增长10%以上。此阶段，按照“停、缩、搬、分、帮”的原则，突出重点，大部分投资集中于成昆、湘黔等铁路，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为主的铁路、冶金和国防工业建设上。为确保重点，当时对一、二线地区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把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地部分搬迁到“三线”，并从技术力量、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对口帮助建设。这一阶段建设速度十分迅速，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40%以上，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也接近在建项目的40%。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西南、西北地区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装备制造业项目约占2/3，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军工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等工业基地。由于此时“文化大革命”处于初始阶段，对“三线建设”的影响还没有显露出来，形成了“三线建设”的第一次高潮。

1969—1971年，“三线建设”出现第二次高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建设及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极大冲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西北三线建设总指挥刘澜涛、中南三线建设总指挥王任重在“文革”中被打倒。彭德怀于1969年就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969年底被揪回北京进行批斗。1968年1月5日，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国家建委报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使西南局瘫痪，“三线建设”已无法开展工作。⁽⁸⁴⁾随着刘少奇被开除出党、邓小平被打倒，中央只有周恩来、余秋里、谷牧等少数国务院领导和一些军队干部在勉力支撑。“三线建设”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陷入了空前的动乱和困境中。1967—1968年，由于受“文革”的影响，“三线建设”的投资大幅下降，建设速度有所减慢，许多项目难以按预期完成。直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显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并重新展开。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等较严重武装冲突，备战气氛一时更加浓厚起来，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在当时的战争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中央内部实际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林彪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二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他们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苏联马上要大举进攻，尚须时间准备，而且苏美当前最突出的是要安定欧洲、巩固欧洲、控制欧洲，这一基本战略格局并未因中苏冲突而改变。1969年9月17日，该研究小组向中央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经过对苏联的详细分析，认为苏联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⁸⁵⁾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强调要立足于大打、早打，尽快建立“三线”战略大后方，并再次加大对“三线建设”的投资幅度，全面展开“三线建设”。当时提出，在“四五”计划时期（1971—1975）把三线地区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为此，当时三线地区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投资，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绝大多数部门生产能力在这一高潮中形成，使三线地区的经济实力得到迅速提高。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在1970年出现新的冒进。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基本建设规模急剧扩大，积累率迅速攀升，社会总需求急剧膨胀，各种经济比例关系再次出现严重失调。197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中，内地建设为197.98亿元，占总投资的67.1%，其中三线地区为163.13亿元，占55.3%。

“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战备工作虽然是各项经济工作的中心和“纲”，但在程度上不如1969年突出，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而且“三线建设”上马过急、规模过大造成国民经济的紧张状况也愈为人们认识。但是转移建设中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困难的，因此1973年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绝对额有所下降，但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1973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相应变化。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从内地转向了沿海，标志之一是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的“四三方案”，引进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大部分安装在沿海地区。另外，在计划的安排上，把将支援“三线”作为一、二线的主要任务改为重要任务，强调发挥沿海地区经济优势的必要性。在投资流向上，用于三线地区的投资与沿海地区大体持平。此后，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一直大大高于三线地区。在建设内容上，1973年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实现了由以备战为主的经济建设和布局向相对正常的经济建设的转轨，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结束，由此进入漫长的调整阶段。

中共中央于1964年做出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于1965年初在西南地区开始实施，在“三五”“四五”时期得到强有力贯彻，有些重大项目的建设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间，虽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但在国家的重点扶持和沿海老工业基地的支持下，仍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并由此奠定了西部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

首先，国家对西部装备制造业发展所必需的工业材料、交通运输以及能源发展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1965年至1979年，机械工业在三线地区共投资93.39亿元，占这一时期全国机械工业投资166.75亿元的56%，相当于1949年至1965年机械工业全部投资的70%以上。其中，“三线”投资在“三五”计划时期占全国的67.79%，“四五”计划时期占57.12%。1965年至1979年，三线地区机械工业施工项目有1 623个，其中大中型项目220个（竣工验收156个），建筑竣工面积2 129万平方米，安装金属切削机床35 119台，锻压设备5 633台，新增固定资产64.4亿元。沿海地区向三线地区援建和迁建了241个工厂、研究所，内迁职工62 679人、设备17 727台。1979年与1965年相比，三线地区机械工业拥有职工人数增长3.3倍，固定资产增长3.7倍，设备增长27倍。三线地区机械工业占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1/4增长到1975年的1/3。⁽⁸⁶⁾这一时期建设了攀枝花钢铁公司、永城钢铁厂、酒泉钢铁厂以及其他重要的钢铁厂和特种钢厂，修建了川黔、成昆、襄渝、湘黔等重要铁路，另外还建设了一批如刘家峡水电站、水城煤矿等著名的水电站和矿区。

其次，从沿海抽调大批装备、技术人员到三线地区创业，进行装备制造业建设。以上海为例，上海机电工业系统从1963至1977年，共有近百家企业，抽调了40 349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随迁家属26 000多人，分赴新疆、甘肃、陕西、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支援大三线经济建设。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上海电机公司在1963—1972年，有先锋电机厂、跃进电机厂、革新电机厂、五一电机厂和电动工具厂等9家企业，抽调2 502名职工和1 000台设备内迁，包建了四川东风电机厂、兰州综合电机厂、贵州永安电机厂和江西9 334厂等10多家电机厂。上海电器公司从1965—1973年，先后有18个厂支援四川、新疆和贵州等地的电器工业建设。1965年，上海电焊机厂415名职工和100多台设备迁至四川，建立了成都电焊机厂。1966年，上海华通开关厂584名职工、85台主要设备迁至遵义，建成了遵义永佳低压电器厂。上海机床电器厂223名职工、114台设备迁至四川内江，建立了内江机床电器厂。上海起重电器厂150名职工和部分设备迁至乌鲁木齐市，建立了新疆低压电器厂。1968年，上海电器公司奉一机部之命，开始筹建遵义电器基地。1969年，上海人民电器厂206名职工迁至遵义，建立了长征电器九厂。1970—1973年，先后有华通开关厂473名职工和97台设备、上海电器铸造厂110名职工、上海电器胶木厂103名职工、东方红电器厂150名职工、华一电器厂126名职工和93台设备、新立电器厂60名职工和8台设备、上海电阻厂54名职工和上海继电器厂、上海电器成套厂的大批职工和设备，迁至遵义，包建了遵义长征电器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六厂、八厂、十厂、十一厂和十二厂。到1977年，遵义长征电器基地建成投产。上海机床厂于1963—1972年间，共抽调2500多名职工和118台精密设备内迁陕西，包建了秦川机床厂、汉江机床厂、宝鸡铸造厂、宝鸡液压件厂和汉江铸锻件厂。1964年，上海柴油机厂抽调1 473名职工，包建贵州柴油机厂，并供应全部135柴油机图纸、工艺文件和生产设备，1966年建成投产。1965年11月，上海电机厂将变压电器车间及其配套部门内迁西安，并入西安电炉厂，建成了西安变压器电炉厂。⁽⁸⁷⁾正是在这样的大规模投入下，三线地区装备制造业取得了丰富的建设成果，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

在大规模的投入下，三线地区装备制造业取得了丰富的建设成果，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以下以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典型加以分析。

四川因其地处内陆的地理区位和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四川共投入资金38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就达300亿元，占同期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8；形成的固定资产近260亿元，占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60.2%。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机械、电子、军工、冶金等行业，在空间布局上相对集中，产业积聚程度较高；同时考虑了技术研发能力的配备以及产业化的结合，形成了若干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装备制造基地，其中包括电子装备制造基地、机械制造基地和国防装备等重要基地。

（1）电子基地。1966—1978年，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投资6.5亿元，在绵阳等地新建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和电子技术专业研究所，占全国“三线”电子工业投资总额的25%，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投资总额的56%。同时，为建设“小三线”和形成电子产品的地区配套，四川还发展了一批地方电子工业企业。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四川电子工业布局得到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以成都为轴心，以基础电子元器件和重大电子装备制造为主，起点较高、配套较完善、布局相对集中的成（都）—绵（阳）—广（元）国家重要的电子工业研发和制造基地，包括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绵阳电子工业基地和广元081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集聚了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16个、部属研究所3个、规划设计院和大学各1个，形成了配套齐全、“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集群，成为我国以电子元器件和电子装备为主的电子工业研发基地和制造基地；绵阳电子工业基地集聚了6个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和1个部属研究所，形成了以电子综合信息系统和磁性材料为主的电子工业制造基地；广元081基地集聚了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13个，其中8个企业按照专业分工，形成了炮瞄雷达科研与生产一体化的电子工业基地。至1978年，四川电子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增加到103个，拥有职工9.66万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10.20亿元，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15亿元，均占全国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的1/5左右。

（2）机械制造基地。整个“三线建设”期间，四川机械系统是建设的重点之一。国家对四川机械工业的总投资达13.90亿元，占全国“三线”内迁机械工业总投资的14.68%，投资额居西南和西北各省之首。大量的内迁和新建、扩建厂（所）在四川布局兴建，使四川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等级较高、生产能力较大的机械制造基地，与辽宁、上海并列为中国三大机械制造基地。其中包括：配套较完善的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聚集了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和东风电机厂等；配套完整、布局集中的泸州工程机械制造基地，聚集了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机厂、长江液压元器件厂等；还有组建、新建、扩建的四川空分厂、四川空压厂、宁江机床厂、长征机床厂、成都工程机械厂、成都柴油机厂、四川内燃机厂、四川旅行车厂、四川电器厂、江油矿机厂等。1970年以后，四川机械系统一大批骨干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整体实力大为增强，形成了电工设备、重型矿山工程机械、农业机械、机床工具、石化通用机械、汽车、仪器仪表、轴承基础件等八大行业。到1978年末，全省机械系统归口企业达281个，共有职工25.4万人，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6.5亿元，年总产值18.2亿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21.6倍、148倍和214倍。(www.daowen.com)

（3）国防装备基地。“三线建设”时期，四川的国防工业进入建设高潮。在此期间，核电、航天、航空、船舶和国防试验基地的建设全面展开，开工项目达100多个，累计完成投资数十亿元，占新中国成立35年间四川国防工业投资总额的80%（不包括电子工业），从而使四川国防工业成为不仅在“三线”地区，而且在全国也是实力最雄厚，核电、航天、航空、船舶各国防工业部门配套最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航空工业，成都建设形成了歼击机及发动机生产基地，是全国四大航空工业基地之一。在航天工业方面，建成了川北导弹制造、发射基地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使四川航天工业拥有企业和研究所共计14个，固定资产原值5.9亿元，成为全国航天工业的五大生产基地之一。在核工业方面，四川拥有核电科研、设计、试验、土建、安装、生产、应用等全套技术，拥有企事业单位22家（其中研究所15家、企业7家），固定资产原值27.5亿元，占全省国防科技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的36.82%，为国家在四川军工投资最多的部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核工业基地。

重庆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965年到1978年间，国家对重庆机械工业总投资3.9亿元，从沿海地区以全迁、分迁、包建等形式，先后内迁和就地新建、扩建的企业共37个，其中内迁企业与重庆老厂合并建设的有重庆电机厂、西原电机厂、东风机器厂、江北机器厂、矿山机器厂、起重机厂、新建机器厂、四川汽车制造厂、重标厂、四标厂等10家。内迁新建的企业有红岩机器厂、浦陵机器厂、重庆工具厂、压缩机配件厂、第二标准件厂、第三标准件厂、标准件工具厂等7家。就地改建、扩建和新建的有通用机器厂、重庆机床厂、第二机床厂、水轮机厂、水泵厂、冷冻机厂、锅炉厂、汽车厂、钢球厂、第二轴承厂、开关厂、铸造锻造厂、铸造机械厂、印刷机械厂、汽车配件厂、綦江齿轮厂、汽车弹簧厂、机床维修厂、电影机械厂等20家。1970年以后，这批骨干和重点企业陆续建成投产，基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机械、机床工具、石化通用机械、电工设备、重型矿山工程机械、汽车、仪器仪表、基础件等八大行业，明显改善了全国机械工业的工业布局，使重庆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大为增强，成为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基地。到1976年，重庆机械工业系统总产值达3.33亿元，实现利润3 529万元，分别比1967年增长65%和15倍。

与此同时，重庆的国防科技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65—1970年，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生产基地共完成基地投资9亿元，竣工面积200万平方米，形成了门类齐全、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生产后方基地。无论是固定资产、职工人数还是生产能力，均占全国的1/4左右。重庆还是全国五大船用机械生产基地之一，主要从事中型导弹护航舰，中型常规鱼雷潜艇，高、中速柴油机以及舰船精密仪器仪表和大中型铸锻毛坯件的生产。

陕西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市之一，其以军工为主的装备工业作为重中之重，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建设，并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从1966年到1976年，陕西全民所有制装备工业累计投资24.9亿元，比前一个十年增长一倍以上，占同期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总投资的38.7%。1975年，装备工业总产值达30.14亿元，比1965年增长1.8倍，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9.2%，继续作为第一主力领跑全省工业快速发展。

“三线建设”以军事装备为主，促进了陕西装备制造业八大门类的全面发展，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较大、品种较多的装备工业科研生产体系。这一时期新建的主要行业有：①航天工业。建成了以航天四院为代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和以067基地为代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两大基地，奠定了陕西“航天动力之乡”的地位；兴建和迁入了771所、504所、210所和691厂，使陕西在微电子和卫星专用设备的科研生产方面形成了一定优势。②核工业。先后调入铀矿地质勘探队5个，建立铀矿地质研究所1个，兴建核专用设备和核仪器厂2个（即262厂和524厂），动工兴建了核燃料、元件厂和轻材料厂（20世纪80年代相继建成投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工业体系。③汽车制造业。作为大三线的国防配套项目，先后建成陕西重型汽车制造厂和陕西汽车齿轮厂，为陕西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77年陕西汽车生产厂发展到陕重汽、新安和西汽配3家，汽车改装厂发展到9家，汽车配件厂发展到67家，重、中、轻型汽车和专用汽车年产量达2 300多辆，结束了陕西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⁸⁸⁾

这一时期陕西得到重点建设和迅速发展的行业有：①航空工业。在汉中兴建了运输机生产基地（包括19个企业和7个配套工程），在关中新建或迁入了603所、623所、629所、631所和148厂、345厂，使陕西成为我国中远程轰炸机和大中型运输机科研生产基地，规模居全国首位，占全国航空工业1/4强。②电子工业。国家在商洛、宝鸡、渭南、铜川先后建设了以电子元器件为主的16个生产企业，在凤县、眉县、略阳建设了7个研究所；陕西地方电子工业也蓬勃兴起，建成了陕西电子技术研究所和延安无线电厂等37个企事业单位。至此，陕西成为我国军工电子领先、门类基本齐全的电子工业基地。③机床、工具行业。为适应“三线建设”需要，从沿海先后迁入了秦川机床厂、汉江机床厂、汉川机床厂、汉江工具厂、关中工具厂、汉江机床铸锻件厂，成为陕西机床、工具行业的主力，并有力带动了地方机床工业的发展。此外，这一时期国家还在陕西迁建了黄河工程机械厂、宝鸡叉铲车厂、陕西鼓风机厂、陕西压延设备厂、海红轴承厂等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对促进全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发挥了骨干作用。⁽⁸⁹⁾

从“文革”开始到1968年，甘肃省的机械工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兰州通用机器厂、兰州电机厂等企业处于瘫痪状态。但当“三线建设”的企业搬迁到甘肃后，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等大型企业建成投产。1970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将部属21个企业下放给甘肃省管理，1970年甘肃工业总产值仍呈上升趋势（见表3-9）。

表3-9　1966—1970年甘肃机械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汇总

*按1957年不变价计。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甘肃省机械工业企业基本建设投资2.5亿元。其中，1966年3 690万元，1967年2 969万元，1968年3 789万元，1969年7 294万元，1970年7 308万元。新增固定资产2.08亿元。机械行业职工人数1966年19 494人，1967年21 498人，1968年24 641人，1969年36 045人，1970年67 756人。“三五”期间，全省机械工业总投资达3.6亿多元，占全省工业总投资的11.7%，开工建设项目128个，其中新开工项目87个。

甘肃地区水电资源开发量大，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镍钴占全国第一。“三线建设”中，国家有计划地向甘肃迁入了26个重点骨干企业。其中一机行业搬迁的机械企业有23个，这些企业先后从上海、哈尔滨、北京、湘潭、沈阳、天津、南京、西安、长春、洛阳、丹东、大连、烟台等13个大中城市搬到甘肃，国家总投资2.39亿元。搬迁设备5 980台（件），搬迁职工9 632人。搬迁企业主要属于电器、仪器、仪表、电影机械、重型矿山设备、大型机床、轴承、通用机械等行业，主要分布在兰州、天水、临夏等地。新增生产能力有：电影机械产品产值2 422万元，材料试验机产值998万元，电工仪表10万只，轴承340万套，工业锅炉500蒸吨，电机25万千瓦，低压电器产值1 670万元，印刷机械900台，农用泵2 000台，机引农具1 000台，拖拉机、内燃机配件80万件，如表3-10⁽⁹⁰⁾所示。

表3-10　1965—1970年迁至甘肃的机械企业

“三线建设”以前，贵州几乎没有什么装备制造业。经过“三线建设”时期的大规模建设，贵州装备制造业后来居上，建立了航空工业、航天工业、电子工业三大军工基地，以及模料模具、矿山机械、农业机械、低压电器、电子仪表、光学仪器、轴承、机床工具、运输机械和通用基础件行业，构建了贵州装备制造业的基本体系。

航空工业011基地是一个科研与生产、主机厂和辅机厂高度配套完善的我国最大的先进歼击机后方生产基地。航天工业061基地是一个弹、站、架、车全套体系独自作战的我国最大的战术导弹生产基地。电子工业083基地是一个集雷达、卫星地面站、电台、计算机、电子仪器仪表和元器件生产科研为一体的，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电子科研生产特大型基地。这三大基地占贵州军工企业总数的97.7%。贵阳矿山机械制造基地主要生产锻钎机、破碎磨研设备、矿山工程、起重机械等。贵阳精密仪器仪表生产基地以贵阳仪器仪表工业公司和新天精密光学仪器公司为主体，生产各种电子和光学仪器。这些基地和骨干重点企业的建成和投产全面推进了贵州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些重点产品在全国装备制造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云南装备制造业在“三线建设”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建立起了曲靖—昆明一线布局的滇东南舰船武器科研、生产、试验基地（云南水中兵器科研生产基地），包括9个大中型企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直属企业5个，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1个，航天工业部部属企业3个），形成我国第二套鱼雷基地，形成了矿山机械制造、精密机床和工具制造、精密仪器仪表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