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将“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⁷²⁾作为其理论依据之一，大力推进优先发展主要包括机械制造、能源、原材料工业在内的重工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

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三年的努力，到1952年底，四川和重庆机械行业公营（含公私合营）企业发展到34个，共有职工10 619人，固定资产原值1 193万元，年总产值1 901万元，实现利润233万元。私营企业近800家，全年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 427万元，较1950年增长一倍多，其产值仍大于公营机械厂。同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能生产机床、水轮机、空压机、电动机等28类机械产品。陕西机械行业累计投资545万元，总产值达4 119万元，比1949年的1 827万元增长了153%。主要产品有各式步犁、解放式水车、9 000瓦交流电机、小型变压器、小型矿车、普通元车、汽车配件等。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西部装备制造业与沿海地区相比较，仍然处于基础薄弱、规模较小、设备陈旧、厂房破烂和管理落后的状态。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共中央对“一五”计划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提出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方针，并确定机械、冶金、燃料、电力等工业为“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同时决定将苏联援建的156项基本建设工程作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为在最短时间内改变西部生产力长期低下的局面，西部成为“一五”建设期间的重点地区之一。而同时考虑到国防安全和区域平衡，“156项工程”中，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均是空白。

在实际实施的总计150个项目中，按照地区布局进行划分，西部地区共计48项，其中陕西24项、甘肃8项、四川（含重庆）6项、内蒙古5项、云南4项、新疆1项。

在实际实施的106项民用项目中，西部地区共计24项，其中陕西7项、甘肃7项、内蒙古3项、云南4项、四川2项、新疆1项。

在实际实施的44项军工项目中，西部地区共计24项，陕西17项、内蒙古2项、四川4项、甘肃1项。

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共33个项目，占西部所有项目的69%。其中，陕西24个，占西部所有项目的50%，可谓重中之重。

具体分布见表3-7所示。

表3-7　西部地区“156项工程”民用、军工项目分配情况

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党和国家为了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工业布局，在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的同时，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以下是国家对四川、重庆、陕西、甘肃等西部主要工业省区有关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建设情况。

“一五”期间，国家把四川规划为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基地，开始在四川进行工业布局。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有6项布局在四川。“156项工程”中电子工业建设项目9项，在四川安排了4项，占44.4%；另外两项分别是投资1.8亿元的成都飞机公司和投资2 960万元的成都量具刃具厂。全国694项限额以上建设项目中，有17项布局在四川。1953—1957年，国家对四川机械工业投资近2.3亿元，投资比重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量的7.6%。“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在四川的工业投入，新建、扩建企业70个，总投资3.41亿元，是“一五”时期的1.89倍。其中新建项目主要有两项：一是第二重型机器厂，一期建设投资就超过了1 000万元；二是东方电机厂，总投资达1 000万元以上。其间虽受到“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干扰，生产发展遭受严重挫折，但经过“三年调整”，四川机械工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一五”“二五”及“三年调整”时期的大规模建设，四川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电力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架构初步形成。电子工业相继建成了由苏联援建并引进其成套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宏明无线电器材厂、锦江电机厂、新兴仪器厂（后因故停建）、红光电子管厂、国光电子管厂、成都电机厂（1960年从电机工业部门划归电子工业部门管理）和由我国自行设计的前锋无线电仪器厂、中和无线电厂、亚光电工厂、西南专用材料厂，并配套建设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和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及我国第一个电子技术研究所——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初步形成了成都-绵阳电子工业基地。机械工业除建成两个大型项目——第二重型机器厂和东方电机厂之外，扩建投资超千万元的企业有4个，投资300万元～1 000万元的企业有17个。与此同时，全省冶金、煤矿、化工、纺织、石油、电力、交通、邮电、铁路、医药、公安等部门也相继新建、扩建了一批为本系统服务的机械企业，初步形成了德阳机械工业基地。⁽⁷³⁾

“一五”期间，国家把成都市列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56年成都市第一地方工业局成立，领导全市机械工业。中央先后投资新建成都量具刃具厂、成都机车车辆工厂、国营峨眉机械厂、国营新都机械厂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为成都市机械工业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成都量具刃具厂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为重复使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精密机械工具制造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工厂设计，于1957年建成投产。建厂头三年，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邓小平等先后到厂视察，对该厂“投资不多、费时最少”的建设速度给予了高度赞扬和鼓励。⁽⁷⁴⁾

机械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四川机械行业整体实力得到充实和加强，实现了以修配为主向以主机制造为主的转变，已能生产部分成套设备和农机、机床、电工电器、通用及重型汽车配件等多种产品，并开始形成农业机械、矿山工程机械、机床工具、石化通用机械、电工设备、仪器仪表、轴承等7个行业。到1965年，全系统归口企业123个，共有职工5.39万人，机床设备8 767台，固定资产原值2.94亿元，年总产值2.3亿元。1953—1965年，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先后投入5亿多元。到1965年，四川电子工业职工已增加到4.2万多人，工业总产值为0.81亿元，固定资产原值增加到4.3亿元。⁽⁷⁵⁾产品门类主要有雷达、航空电台、无线电通信、载波通信、电子测量仪器、专用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至此，包括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等在内的装备制造业成为四川省的支柱产业。

“一五”期间，国家对重庆机械工业投资830万元，重点改造了重庆机床厂，扩建了重庆电子器材厂、重庆机器铁工厂、重庆柴油机厂、秦江汽车配件厂，部分老企业则增添设备，使之填平补齐，进一步发挥生产能力。这一时期，年总产值平均递增速度达54%，为新中国成立后增长最快时期。到1957年，重庆机械工业固定资产达3 090万元，职工人数发展到15 328人，工业总产值达5 336万元，实现利润1 266万元，分别比1952年增长1.6倍、2.2倍、7.8倍和3.7倍。

“二五”期间，重庆机械工业除继续对老企业进行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除使之扩大规模和提高生产能力外，又新建了一批机械工业企业。现在的重庆电器厂、开关厂、川江电机厂、磨床厂、第二起重机厂、电炉厂、高压开关厂、仪表厂、光学仪器厂、电表厂、漆包线厂、专用汽车厂、第二轴承厂、锅炉辅机厂、蓄电池隔板厂、汽车蓬垫厂、汽车电器厂、永川通用机械厂等企业都是在“大跃进”中组建起来的。这些企业的组建使重庆机械行业初步形成了机床工具、通用机械、电工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轴承等6个行业。“大跃进”为重庆机械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建设工程和产品制造质量差、管理混乱等问题。到1962年，全系统完成工业总产值5 871万元，实现利润240万元，分别比1961年下降了49%和91.6%。

“三年调整”期间，重庆地区重点整顿了轴承、C616车床和柴油机等产品的质量问题。1962—1965年，重庆机电工业局计拨专款210万元，购买进口计量仪器，分别装备了机械中心计量站和重庆水泵厂、矿山机器厂、第二机床厂、第二电机厂以及北碚机械等5个片区的计量协作点。计量工作加强之后，开发出磨齿机、双轴滚齿机、贯流式水轮机等新产品。重庆机械工业系统又开始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www.daowen.com)

“一五”期间，国家把陕西作为战略后方进行重点建设。当时，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在陕西安排了24项，与辽宁并列全国第二位；“156项工程”中装备制造业建设项目68项，在陕西安排了21项，占31.5%；装备制造业中军工项目46项，在陕西安排了17项，居全国首位。当时国家对陕西装备工业共投资6.42亿元，占全省工业投资总额的40%。“二五”时期，国家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在陕西建设了一大批装备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投资总额达11.21亿元，是“一五”时期装备制造业投资的1.85倍。其间虽受到“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干扰，但经过“三年调整”，到1965年重点骨干项目基本全部建成。

经过“一五”“二五”（包括三年调整）的大规模建设，陕西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构建起装备工业的基本骨架。当时的重点骨干项目引进了苏联和东欧的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电工电器行业相继建成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变压器厂、西安低压开关厂、西安电缆厂和西瓷研究所。西安“电工城”拔地而起，成为国家电工电器产品的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先后建成了172厂、430厂、113厂、114厂、115厂、212厂、514厂、5702厂等骨干企业和2个研究所，从飞机总装、发动机制造到飞机附件、机载设备、飞机修理，形成基本配套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研究试验能力。兵器工业先后建成248厂、803厂、804厂、843厂、844厂、845厂、857厂、615厂等骨干企业和3个研究所，成为我国炮弹、舰炮、航炮和坦克发动机科研生产基地。电子工业先后建成786厂、782厂、792厂、795厂、769厂、765厂、702厂、西安广播器材厂和第20研究所，在雷达、电台、无线电导航设备、电子元器件和专用工具等方面，成为国家重要的科研生产基地。仪器仪表行业先后建成西安仪表厂、东风仪表厂、西北光学仪器厂、西安石油勘探仪器厂、宝鸡仪表厂及一批地方仪表企业，在全国仪器仪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还在重型机械、轻纺机械、普通机床及标准件行业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重要企业，如陕西重型机械厂、西安冶金机械厂等。

装备制造业的大规模建设，拉开了陕西工业化建设的序幕，装备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成为领跑陕西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一五”期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9.9%，高出全省工业平均年增长率的10.8个百分点。“二五”期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5.1%，高出全省工业年均增长率17.1个百分点。“三年恢复”时期年均增长34.7%，高出全省工业年均增长率10.8个百分点。从1957年到1965年，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4.9%上升到38.8%，超过纺织、食品工业，跃居全省第一支柱产业。与此同时，装备制造业还以其特有的产业关联效应，有力地拉动了陕西能源、化工、建材等相关工业的发展，促进了陕西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建设的韩城煤矿、户县电厂、灞桥电厂、西北橡胶厂等，就是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配套项目。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学院、西安电讯工程学院、陕西工学院等工科院校，也是为适应装备制造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由国家新建或由外地内迁的。

“一五”计划期间，甘肃新建和改建了一批以冶金、采矿、炼油、化工设备制造工厂为主的机器制造企业，发展了新式农具制造、机车及汽车修理、汽车配件制造工业。对现有国营及地方国营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技术改造，对私营企业和手工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五年间，机械工业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1.05亿元（包括非机械工业系统所属机械工厂的投资），相当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6倍。机械系统基本建设投资4 708万元。固定资产原值由918.1万元增为3 027.4万元，增加2.3倍。金属切削机床由403台增长为1 694台，锻压设备由25台增为208台。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甘肃省也提出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甘肃面貌”和“乡乡社社大办地方工业”的号召，从而导致了机械工业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二五”计划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甘肃省机械工业新开工的重点项目达34个，占同期开工项目总数的81%。这一时期共投资2.5亿多元。全省县属以上机械工厂由1957年的62个增加到242个，增长了2.9倍。同时，在几个月内建立了7 780个人民公社农具制造修配厂，全省46个县（市）中，45个县（市）有了机械工厂。1958年底机械工业企业总数达242个，全年总产值达1.66亿元，比1957年增长2.08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最高的增长速度还快了1倍。全省共有金属切削机床3 473台、锻压设备360台、职工35 386人，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450多种，成批投入生产的有300多种。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在兰州召开了西北5省经济协作会议，决定在甘肃省新建一批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电动机、变压器、电讯器材、电器仪表等制造工厂。这批工厂有兰州综合机床厂（后称“兰州机床厂”）、兰州火力设备制造厂、兰州电动机厂、兰州变压器厂、白银电缆厂、兰州内燃机厂，并对兰州机器制配厂进行了改建。同时，开始兴建生产400万套滚珠的轴承厂，年产5 000台的水泵厂，年产600万只的电灯泡厂，年产2万吨的矿山机械厂，产值达410万元的工具厂，大修300辆机车的铁道机车修理厂、电动制造厂、有线及无线电讯器材和电器仪表制造工厂。甘肃省根据中央企业支援新建地方工业的指示精神，对现有企业以包建方式，在人力、设备、器材等方面大力支援了新建企业。

1959年甘肃机械工厂总产值完成2.7亿元，比1958年增长了43%；产品总产值完成2.4亿吨，为年计划的113%。1960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总产值完成1.82亿元，占年计划的76.26%，比1959年同期增长55%，但全年总产值下降。1961年，在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甘肃省开始进行工业企业调整，对企业进行撤、归、并、转的工作。全省县以上机械厂由上年的142个调整为112个，其中省属企业10个，职工6 814人，设备835台；地州市企业15个，职工4 149人，设备530台；县属企业87个，职工9 257人，设备513台。1962年，全省停、缓建企业94个。直至1964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甘肃省机械工业才趋于稳定。1965年是机械工业调整的最后一年，也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一年，民用机械工业总产值完成了695.34万元，占年计划的154.11%；农机工业总产值完成658.91万元，占年计划的113.99%。1958—1965年甘肃机械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汇总如表3-8所示。⁽⁷⁶⁾

表3-8　1958—1965年甘肃机械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按1957年不变价计。

从对四川、重庆和陕西等3个有代表性的省区在“156项工程”建设期间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分析可见，1953—1965年，西部装备制造业从156项重点建设项目高点起步，完成了装备制造业在西部的初始布局，使装备制造业成为西部各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并进而带动了西部相关产业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时期西部装备制造业的主要特点：一是国家投资；二是以机械、电子和国防科技工业为主；三是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比较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可资借鉴的启示。具体如下：

第一，突出了利用沿海促进内地发展的区域发展平衡战略构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⁷⁷⁾这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从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化的战略思想无疑是科学合理的。

第二，从实际出发，审慎制订计划是“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前提，更是西部装备制造业能够在几年时间内跨越发展的政策保障。无论是从所花时间还是从所费精力来说，“一五”计划都是党和国家付出最多的一个五年计划，对西部地区工业建设投入最大的一个时期。之所以如此，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制订出一个既符合主观需要，又符合客观可能的计划来。计划指标的制订也好，经济建设重点的确立也好，既都反映了党和人民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要求，又建立在调查研究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比如优先发展以机械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国家有发展重工业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具备了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条件，如国民经济的基本恢复、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生产能力，进行工业建设的基本人才、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等条件都已具备。对于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在对政策进行制订规划的过程中温习历史的经验和成果，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工业是“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内地与沿海地区科技发展与工业水平差距巨大，中共中央经过集思广益和征求苏联意见，进行全盘考虑，比较注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问题，主要有：积累与消费之间，农、轻、重之间，公私营经济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工业与交通运输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新建企业与原有企业之间等各种比例发展关系。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兼顾，贯彻积极的综合平衡的思想，使得西部地区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装备制造企业，改善了西部地区闭塞、落后的局面。这些都成为“一五”计划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更可以为西部地区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另外，这一时期，全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自力更生的勇气和骨气。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使得“156项工程”进入自主建设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的技术人员利用替代的办法，利用从低技术起点发展起来的“蚂蚁啃骨头”的加工方法解决大型设备的制造问题，缓解企业普遍缺乏大型设备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困难，依靠经验和工作量来弥补设备技术性能的不足，解决了大型机械装备制造的部分技术困难，从而直接带动多个门类的机械工业的发展，尤其对重型机器制造业、机床制造业、大型铸锻件等产业部门的影响最为突出。同时，一批关键自制的大型技术装备，也推动了化工、电力、冶金与国防工业等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⁷⁸⁾这些宝贵的经验在国外技术援助突然中断的历史条件下，对机械装备的改造和使用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当时这类加工方法存在着被政权和行政力量鼓动以至滥用的现象，但是这种在逆境中求变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值得当代自主创新工作借鉴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加强了当时对西部地区进行技术转移与工业开发的迫切性：①平衡布局的思想。认为各地区平衡发展是社会主义规律，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规律。②国防因素。作为战略后方的内地在国防方面的重要性凸显出来。③民族因素。将实现各民族经济的共同繁荣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的重要原则，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西部发展问题更加强化。因此，在接下来长达30年的开发过程中，“以工业布局为表、沿海内地关系为里，倾斜内地、均衡布局为主调”⁽⁷⁹⁾，成为国家协调装备制造业区域发展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