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时起，至1948年3月红军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止，人们习惯地称这13年为“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结合边区和根据地的特殊情况，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⁵³⁾。这种科技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董光璧曾以“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科学活动的合作精神”“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其科技思想，并将其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意识”⁽⁵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针对根据地的特殊情况和抗战的需要，发展了以武器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事工业。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陕北和陇东还没有近代工业和机器，装备工业基本上是空白。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在瓦窑堡组建红色兵工厂，次年迁至吴起镇，主要从事军械修理，是当时解放区唯一的兵工厂。

1937年春，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当年9月6日，原苏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当时边区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的延长、延川、绥德、清涧、淳化、宁县、庆阳、盐池等26县，区域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首府为延安。1938年2月初，上海利用五金厂的沈鸿带领7名工人及一批重要机器设备来到延安。这些机器设备有：车床、钻床等11部机器，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砂轮等122件材料及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⁵⁵⁾这些机器设备为边区兵工扩大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边区军工局及时提出了“先做设备，后大量做步枪”的生产方针，并决定把红军兵工厂搬迁到延安以北70千米的安塞县茶坊镇。红军兵工厂于3月开始搬迁，5月初搬迁完毕，并开始正式生产，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内部则习惯称之为“茶坊兵工厂”，延安茶坊成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的兵工基地。

茶坊兵工厂隶属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初创时约有职工200人，下设机工班（2个）、钳工班、锻工班、翻砂股（附设木型班），后来还成立了引擎班、铆工班和冶金班。

1938年茶坊兵工厂依照军工局的既定方针，积极开展生产步枪设备的制造工作。除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几名工人使用过造枪设备外，兵工厂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些设备。然而，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沈鸿根据从太原兵工厂来的工人对造枪设备的型式、作用和性能要求的详细描述，以及对仅有的一本《万有文库》中关于“军械制造”部分的研究，设计绘制出了草图，最后又和技术工人倾心协作，反复修改，很快制造出拉来复线机、枪管定中心机、枪管校直机、枪管钻眼机、枪筒拉槽机、枪栓双头立铣机等制造步枪的专用设备，从而为步枪的生产制造扫除了障碍。同年12月，开始设计新枪且进展顺利。1939年，茶坊兵工厂已发展为4个分厂和1个修械所，边区的军事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1941年初，军工局将茶坊兵工一厂、三厂、四厂统一命名为陕甘宁边区工艺实习厂，中共中央对兵工生产又采取了新的措施。举凡当时边区科技人员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无不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当然，在边区的条件下，科技人员建议和意见的深度，以及被采纳和实施的可能都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他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改进生产，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⁵⁶⁾据美国作家斯诺回忆，“他（指毛泽东）对美国文明的科学和机械方面似乎有强烈的兴趣”⁽⁵⁷⁾。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家的政策指示》，强调对专家在物质上给予特殊优待，使他们及其家属生活无顾虑。7月31日，周恩来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一切服从于国防生产，健全国防工业的领导机构，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增加国防工业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准备起我们的反攻力量，才能保障我们最后的战胜敌人。”⁽⁵⁸⁾1942年春，边区农具厂改建为“温家沟兵工厂”，也叫“八路军留守兵团兵工厂”，但对外仍称为边区农具厂。

1943年10月，大砭沟铁厂炼出了第一炉合格的铁。使用自制炼铁设备试炼灰铁的成功，从此结束了边区无铁的历史，解决了边区发展缺乏钢铁的难题，标志着以茶坊为基地的边区兵工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体系。随着兵工生产的快速发展，一大批劳动英雄涌现出来。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兵工战线上的沈鸿、李强、钱志道、赵占魁荣获“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当时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们是“赵钱孙（沈）李四大英雄”。毛泽东为他们亲笔题词，其中给钱志道的题词是“热心创造”。通过一系列技术人员介绍经验、奖励先进等活动，既传播了科技知识，又鼓舞了干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热潮，强有力地推动了边区的兵工生产，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茶坊兵工厂为代表的陕甘宁边区的武器装备工业发展，对陕甘宁边区装备制造业的贡献显著。据统计，8年中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数百台（套），包括134种型号；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⁵⁹⁾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www.daowen.com)

陕甘宁边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有如下特点：

（1）重视人才使用。以茶坊工厂的创始人之一沈鸿到达延安为例，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面对日军的侵略，沈鸿激于民族义愤，决心将工厂内迁，为抗战服务。8月26日，沈鸿带领利用五金厂的10名工人与10台最好的机器迁到武汉。国民党工矿调整处对于这样一家小厂并不感兴趣，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建议他把厂建在延安，并答应协助他把机器运送到延安。沈鸿后来感慨道：“民族工业离不开政治，腐败的政治使民族经济窒息。只有开明的政治，才能使民族经济发展壮大。”⁽⁶⁰⁾对于利用五金厂和沈鸿为边区机器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毛泽东在1942年12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⁶¹⁾在这种价值判断的感召和鼓舞下，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作者的工作热情空前提高，这是边区装备制造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2）指导思想正确。“先做设备，后大量做步枪”充分说明了中共边区政府对发展装备制造业的科学认识和重视程度，并且将沈鸿领导的茶坊兵工厂一分厂作为“母厂”，使得边区所需的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得以在国民党封锁下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基本满足了物资匮乏、工业化水平低下的边区生产生活需要，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斗争的信心。1941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第一届年会时，朱德总司令应邀到会作了题为“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话。他说：“自然科学的进步，工农各业的发达，生产能力的提高，资源的开发与正确利用，实业的正确管理，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军队的力量，使人民获得富裕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与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谁要忽视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⁶²⁾由此反映了中央领导人对利用科学技术发展边区工农业生产的重视。

（3）强调协作精神。边区政府强调各部门科技人员的协作和对科学技术的统一领导。当时在边区各机关的科技人员不论隶属于什么系统，基本上都能通力合作，共同为解决某一问题而努力奋斗，各单位所有的设备仪器也都不分彼此地以完成任务为重，互相支援，这种大力协作的精神和作风，是当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段时期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准备了干部和技术力量，并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科教兴国经验。

延安时期，尽管陕甘宁边区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做出大的发明和发现，但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充分利用非常有限的机械设备，因陋就简，积极创造，在解决大量军用和民用生产技术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值得特别称颂的。

纵观抗战时期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由于战争因素的刺激而昙花一现，但却终究未能得到系统、持续的发展。西部地区历经了近百年的战乱与动荡，始终没有形成装备制造工业的繁荣。

这一时期，西部的装备制造业虽然没有得到肥沃的发展土壤，但是机械制造业的种子却在西部的土地上种下，开花结果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在摇摇欲坠的清朝，还是在物乏人缺的抗战时期，当局者能清醒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也是机械装备制造的重要性和关键性的具体体现。同时，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