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评判，他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²⁷⁾。在内政上由强调备战和阶级斗争转为强调国内建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²⁸⁾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我国新时期的开端。这次大会制订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开始实施全方位、多渠道的技术引进，广泛开展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对外技术出口从此开始起步。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伟大口号⁽²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全国的各项工作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1981—1987年成为国家技术引进的黄金时期，在“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方针的指导下，国家在技术引进工作中重点抓了两件事，即“3 000项计划”和“12条龙计划”。“3 000项计划”是指1983—1985年国家使用30亿美元重点引进3 000项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12条龙计划”是指1986年国家组织消化吸收12条龙，即选择12项量大面广、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引进项目，实行科研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相结合，主机和配套相结合，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相结合，一条龙地组织起来，共同实现国产化。12个重大项目主要包括彩电国产化、数控机床、特殊钢连续铸、出口船及远洋船设备国产化、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制作、合成氨工业设备、煤炭采掘机组、水泥窖外分解技术、气流纺纱机和箭杆织机、服装加工生产线、啤酒生产线和瘦肉猪生产系列工程等。1987年全国又提出了国家重点支持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的项目150项，之后又不断增加。实践证明，这些引进项目成效很大，有力地带动了我国经济的起飞和国内技术的发展。

自1979年之后，国家将“加强总体规划，强调以软技术引进为主”作为这一时期技术引进工作的基本方针。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许可证贸易等软件技术合同在全部技术引进合同中的比重有所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长期将引进重点放在成套设备的进口上，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专利等软技术的引进，但成交额仅占全部成交额的1.5%。1975—1990年，我国累计软件引进2 027项，支付外汇33.223亿美元，其中许可证贸易1 668项，技术服务咨询359项。⁽³⁰⁾1980—1989年，许可证贸易、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软件技术合同的金额约占全部引进合同的21%，比重增加了13倍。其中“六五”期间软件技术合同金额占总金额的32%。1973—1982年，全国引进单项技术共279项，成套设备448项，软技术引进占引进项目总数的36.38%。198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期，宏观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加上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制裁，使得软技术引进工作困难重重，硬技术引进再次成为重点。引进的“硬件”也主要是国内难以制造的样机、关键设备和测试仪器。

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就开展了非商业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主要向受援国提供技术产品、技术装备和技术服务。我国政府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多边技术援助，项目涉及农、林、牧、渔、能源、矿业、医学、轻工等几十个行业。随着对外开放的实施，我国的一些技术开始进入国际技术市场。

我国真正意义的技术出口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通过组织和参加各种技术博览会、交易会、技术贸易考察和出口洽谈等，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开展引进和出口并重的双向技术转移。我国企业和科研部门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从而逐步形成技术出口能力。同时，我国的科技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有新科技成果出现。1980—1985年，我国成功对外转让了一些技术，例如：中国种子公司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出口了杂交水稻技术，首都钢铁公司向卢森堡钢铁企业、英国戴维公司及美国公司转让了高炉喷煤粉技术和顶燃热风技术，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公司向瑞士霍夫曼•罗氏公司转让了VC二步发酵法技术等。⁽³¹⁾这一时期的技术出口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技术、新工艺，且以软技术出口为主。技术出口合同总成交额每年1 000万美元左右。1980—1994年，我国共对外出口技术2 393项，合同成交总金额88亿美元。1986年后有关技术出口的政策、审批计划、程序正式确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除软技术外，成套设备、技术服务等贸易方式逐渐增加。1989年技术出口贸易合同金额达8.9亿美元。

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瑞典等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双边科技合作协定。同时，也与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国、埃及等2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或重订政府间双边科技合作协定，还与其他4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科技交往关系。我国先后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各种多边科技交流活动。我国相关科技组织还加入了85个国际科技学术组织，建立起了广泛的多边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渠道。

大量外籍科技工作者来我国工作。1979—1994年累计聘请外国专家的总数为改革开放前30年聘请专家总数的16倍。自70年代初恢复派遣留学生工作以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汇报清华大学工作时，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教育部立即就留学生的选派原则、选派方式和选派规模等具体事项做出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公开考试选拔出国留学预备生。1979年，教育部成立出国留学培训部和集训部。1981年，打开了“自费留学”的大门，留学人数进一步增加。1988年，教育部成立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自1978年至200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70.0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17.28万人。(www.daowen.com)

我国与一些著名的国际性软科学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了学术联系，就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开展国际合作研究，还与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软科学机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国的一些软科学机构接受了国际组织和一些公司的委托，就中国发展问题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开展软科学研究。我国的软科学研究正在走向世界，已成为国际决策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将对外开放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的引进外资工作，特别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1980年，中央先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特区内吸引外资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1984—1985年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对这些城市和地区引进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不断完善立法，改善投资环境。1984—1988年，全国外商投资协议金额157.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5.6亿美元，年平均18.9亿美元。⁽³²⁾1988年，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沿海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市、县，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外商投资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有了较大增长（见表2-9）。1988—1991年全国累计新批外商投资协议项目31 975个，我国外商投资协议金额29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43.6亿美元，年平均39.5亿美元，分别比1984—1988年增长86.98%和89.95%。⁽³³⁾外商投资结构有很大改善，投资区域和行业有所扩大。

表2-9　1979—1990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1979—1990年数据。

这一时期加强对已有技术设备的消化、吸收工作成效显著，部分企业掌握了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制造技术。同时，通过消化吸收和自主研究开发，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优化了产品结构，缩短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部分产品可以代替进口并提供出口，节约了外汇支出并增加了外汇收入。我国不仅能够向发达国家出口新技术、新工艺，而且以技术带动了成套设备的出口，出口额不断增加。技术出口的国别和地区扩大到52个，技术出口潜能巨大。另外，引进国外智力推动了我国工农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帮助企业解决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提高了企业自主开发能力。引进技术与引进智力相结合提高了消化、吸收能力。同时，智力的引进为我国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促进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广泛开展，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外向型人才，为我国开拓世界市场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但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仍存在一些老问题：引进技术的结构不合理，配套工艺跟不上，往往是进口完设备后还要不断地进口配套零件，造成了大量外汇损失；许多引进项目消化、吸收缓慢，自主开发能力差，造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状况；由于宏观调控乏力，审批把关不严，缺乏权威性的引进规划和综合性、全局性的分析论证，加之体制上条块分割以及长官意志作梗等，导致大型装备、高档消费品生产线和中小型机电产品的盲目进口和重复引进，尤其是化肥和石化成套装置。重复引进不仅花费了大量的外汇，加剧了国家建设资金的紧张，更严重的是使国内的机械制造能力闲置、技术水平得不到提高，阻碍了民族工业及制造科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