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整体的工业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部分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由于对形势发展过度乐观，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困难。直到1963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口号，才使得经济重新步入正轨。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技术支援。1966年，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张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强调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科技赶超。这场政治运动致使中国停止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活动，包括引进先进科技设备和技术、派遣留学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曾派团访问过奥地利、芬兰、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并且有2 500多名海外科学家归国（主要从美国回来），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他们了解国外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与西方欧美国家交流上的不足。但是1960年苏联单方面召回援华专家，使得正在建设及拟定建设的项目无法正常运行。1961年中方就提出1962—1963年停止从苏联进口设备。中央已开始调整国际战略，将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对待，维持与东欧国家的正常关系，扩大与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进行科技交流。1961—1970年我国与亚非拉国家签订科技合作协定63项，与苏联签订9项，与东欧各国签订55项。从表2-6可以看出，1960年之后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及欧洲的交流明显增加。

表2-6　1950—1970年中国官方科技代表团出访及接待外国科技代表团次数统计

资料来源：郭建荣．中国科学技术纪事（1949—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国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先后签订了80多项引进合同，用汇2.8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于购买成套设备；同期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共用外汇2 200万美元。两者合计约3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2.8亿美元，占到总用汇量的90%以上。⁽¹⁰⁾

自1963年起，我国分别从法国、日本、瑞士、英国、德国、意大利及少数几个东欧国家引进技术，技术项目主要涉及化工、冶金、纺织、机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加工、电力、轻工等成套设备的引进。共用外汇3.02亿美元，成套设备占总资金的92.7%。⁽¹¹⁾55个主要引进项目的部分承担者是原来苏联援建的企业。这些设备以小型的居多，大型设备很少，而且主要用于对现有企业的改造，新建项目很少。引进的技术为当时国内所需的关键性的先进技术，不搞重复引进，如基础化学、合成钢的冶炼、特种钢材轧制等领域所引进的技术均为国内空白的关键技术。1964年，中国机械工业首次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的气动、电动量仪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1965年以后又引进了液压元件等制造技术和设备。同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从法国购买了4种重型汽车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资料，由相应的汽车厂消化吸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购买软件的方式引进技术。⁽¹²⁾这一时期，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设备和技术，弥补了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不足。

经过“反右”和“大跃进”的挫折，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甚至食不果腹。1960年，轻工业产值550亿元，比1959年减少9%，其中棉纱产量下降28.6%，棉布下降28%，食糖等某些轻工业产品下降了60%，人民生活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许多商品有价无货，尤其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¹³⁾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重新调整了政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制订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涉及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技术科学、基础科学6个方面。在374个重点项目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为333项，占89%。⁽¹⁴⁾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的尖端科学技术。1963年12月，日本大型工业展览会在上海开幕。600多家日本厂商参展，展品主要包括合成纤维设备及精密仪器、矿上建筑机械、农用机械、化工设备、化工产品、电子仪器等13大类，1 300余种。⁽¹⁵⁾1962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龙生产设备。1963年，从荷兰和英国引进了尿素生产装置和天然气制合成氨设备。1965年，又从英国引进了丙烯腈纤维设备（腈纶纤维8 000吨）。维尼龙、合成氨、聚乙烯、化肥、石油加工等项目的引进是为了支持农业、生产轻工业原料，解决吃、穿、用等问题。从表2-7可以看出，涉及基本生活用品的投资增多。(www.daowen.com)

表2-7　1963—1968年各工业部门引进技术的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53-269.

出于对经济建设安全的考虑，1964年，中央决定将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重要工厂、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¹⁶⁾在西南、西北形成了常规武器、航空、航天、造船、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军事工业基地。1964年以后，全国内迁项目共计380个，随迁设备38 000多台。⁽¹⁷⁾1966—1970年，三线地区11个省、自治区的投资达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52.70%。⁽¹⁸⁾新引进项目80%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

从五个阶段来看，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工作最为慎重，引进规模较小，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从三年国民经济调整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由新中国成立初的落后半个世纪缩短到20年左右，有些领域已接近世界水平。由于缺乏技术贸易的经验，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原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和研究，所引进的设备比别国贵了几倍还不能引进西方国家的关键制造技术，因此很难翻版仿制。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发展，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开始走上以样机测绘、仿制与自行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最终依靠自身技术力量完成了苏联遗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且整个机械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个别技术领域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可以说，初次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引进技术有成功也有不足，为以后的引进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是在对原有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和补充，新建项目少。另外，在处理“三线”问题上对实际情况考虑不足、缺乏前期准备，造成了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