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与能源供需失衡已成为威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最为严峻的挑战，提升能源效率则是摆脱能源困境切实可行的选择。大量研究（Sinton et al.，1994；Lin et al.，1995；Garbaccio et al.，1999；史丹，2008；吴利学，2009）认为能源效率改进的本质在于依托技术进步。后续研究则在细分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差异化的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Fisher-Vanden（2004）分析显示资本节约型的技术创新是中国能源效率改进的核心驱动力。李廉水等（2006）则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和技术率，并发现技术效率是我国能源效率提升的主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较低。但也有研究认为（Khazzoom，1980）技术进步虽然能够直接提升能源效率，但在回报效应（Rebound effect）的作用下，技术进步会刺激经济增长进而间接带动能源消耗攀升，使得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Newell et al.（1999）发展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阐明虽然在表面上技术进步有助于能源效率提升，但节能技术是由能源价格变迁所激发，因此能源价格是影响能源效率的关键所在。Mulder et al.（2003）的研究显示，对能源价格征税也会加速节能技术扩散，引发资本和劳动对能源的替代，降低能源消耗。能源价格不仅会影响能源技术，Popp（2002）使用1970—1994年美国专利数据发现，能源价格还与科技创新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具有差异化的影响。Kaufmann（2004）实证分析表明，能源价格与美国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但由于能源效率可以向上灵活调整，而向下调整具有黏性，导致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间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杨继生（2009）使用STR模型指出，1993年之前能源价格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弱，之后逐渐增强。袁晓玲等（2009）发现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呈弱正相关性。造成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实行电煤和商品煤的价格双轨制，较难挖掘出能够准确反映能源价格变动的科学指标。

由于中国能源供需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善，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经济结构与能源效率的关系。齐志新等（2007）使用因素分解法（Ang et al.，2003）发现工业轻重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都比较小，并且呈逐年下降态势。魏楚等（2007）实证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则会提升能源效率。相对于工业结构的变迁而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可能对能源效率影响更为显著。除了对产业结构的考察外，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化、开放度和城市化也会作用于能源效率。史丹（2002）认为市场经济主要借助改进企业X低效率和改善能源配置效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Fan et al.（2007）采用超对数成本函数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指出1993年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进而通过加快要素配置速度提升了能源效率。与之接近的是，史丹（2002）分析经济开放度时指出，我国1980—1992年我国要素净流出协调了要素投入比例关系和供需关系，1993年之后FDI产生要素净流入增加的同时也创造了技术和管理效应，以1993年为分水岭要素流出和流入均改进了能源效率。Fisher-Vanden等（2004）也发现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相对较高的能源效率，FDI流入能够借助技术外溢提高中国的技术效率、组织效率和能源效率。樊茂清等（2009）则使用投入产出时间序列估算能源、资本和劳动的份额方程研究表明，以贸易表征的经济开放度能显著改进我国能源效率。(www.daowen.com)

除了产业结构、市场化和外向性外，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城市化通过作用于能源消费总量影响能源效率（Cole et al.，2004；York，2007）。但是城市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却具有非线性关系，Poumanyvong et al.（2010）使用STIRPAT模型发现，城市化会降低低收入国家能源消费，但会提升高收入国家能源消费。相似的，Sadorsky（2013）采集了76个发展中国家数据，使用异质性静态模型分析发现，城市化一方面通过消费和生产活动的高度集中增强了经济活力，带动能源消费攀升；另一方面城市化会产生规模经济促进能源效率提升，总体而言城市化两种相左的力量会改善能源效率。Liu et al.（2013）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能源管理政策的变动，中国能源效率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

然而仅定量分析经济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似乎并未触及宏观经济运行中能源效率提升的深层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必然与能源效率具有内在关联。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更表现为相关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而产业集聚和城市化均是要素和产品在空间集中，即经济集聚的表现形式。此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通过打破单纯由政府计划调配资源的机制，建立和完善依靠市场机制引导要素自发向高报酬地区和部门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又与企业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析逻辑相契合。然而在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为普遍，尤其是对企业投资的干预已成为影响企业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在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下，资源配置可能会被扭曲，经济集聚应有的绩效会随之降低。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尝试从经济集聚的视角捕捉影响中国能源效率改善的潜在因素，剖析政府干预背景下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挖掘依靠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共同提升能源效率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