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摘 要 本文利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结构转型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最优减排政策的选择。研究发现：结构转型降低碳排放方面，部门TFP增长率驱动的结构转型远重要于部门替代弹性驱动的结构转型；结构转型背景下，最优减排政策的选择与政策实施时的经济结构相关。短期内，伴随结构转型，碳税政策优于限额政策，最优碳税应随产出的增加而增加；长期内，经济完成结构转型条件下，限额政策优于碳税政策，最优限额伴随经济的平衡增长逐渐减小；结构转型背景下，减排政策的实施，引起产出和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不显著，碳排放的减少，并不需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重大牺牲。

关键词 结构转型；排放限额；碳排放税(www.daowen.com)

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环境质量、人类健康福利和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当今全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质量持续下降，中国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在过去30年间迅速加剧。根据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人员提出的环境绩效测量指数，中国2016年的环境绩效测量指数位居所测量的180个国家中的第179位[1]。目前中国是世界主要的碳排放国家之一，并将继续成为碳排放的大国。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了使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安全水平，中国必须显著减少碳排放。因为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的碳强度大得多，所以当发展中国家限制碳排放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重大牺牲，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产出一单位GDP要排放更多的碳（燃烧更多化石燃料），并使得执行减排政策的成本更加高昂。但这一论点忽略了结构转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般而言，经济发展趋向于由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转型，因为服务业的碳排放量比工业少很多，所以结构转型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作为对已有文献的补充，本文试图研究结构转型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并在结构转型背景下，比较了限额政策和碳税政策的产出损失和福利成本以及中国最优减排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