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界长期关心的热点课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创新环境角度讨论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创新效率的影响[1-2]；二是从创新企业特征和规模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而民营企业不仅对于提高创新效率有利，而且对于市场化程度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4]；三是从创新投入角度分析创新效率的变化情况，学者们普遍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5-6]，当然，提高政府研发投入也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措施[7-8]；四是从能源、环境约束角度探讨提高创新效率的增长路径，由于能源和环境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约束越来越严重，学者们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能源、环境约束与创新效率的分析，认为环境投入的增长对于提高创新效率有积极促进作用[9-10]；五是从创新模式角度分析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Laursen和Salter认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有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11]，而且是通过节约信息搜寻成本实现创新效率的提高[12]。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为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路，但是也应该看到现有的研究主要将视角集中于对创新效率外部约束条件的分析，较少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如何对文化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针对此问题，Bourdieu较早参照物质资本的界定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13]，从而为文化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Throsby从范畴、度量等方面对文化资本做了深化[14]，国内学者高波和张志鹏在全面梳理文化资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商业精神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体现[15]。相比而言，Bucci et al.在理论分析框架上将文化资本融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中，解释了技术创新产生的原因[16]。但是他们并未从实证角度对文化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论证。国内学者陆正华等[17]、孟召宜等[18]选取广东、江苏的地区数据进行了补充，可见从实证角度详细探讨文化资本与创新，特别是与创新效率的研究仍需完善。不仅如此，现有学者在度量文化资本的过程中，主要是从文化产业角度度量文化资本，而缺少对家庭部门文化资本积累的统计；另外，现有研究人员将文化资本特征主要集中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文化资本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却很少讨论文化多元化产生的异质性文化资本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立足中国文化多元化现状，从家庭和产业两部门对省域异质性文化资本积累进行度量，并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对比分析异质型文化资本对原创性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影响，以期为中国当前创新效率的有效提升提供实证依据。(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