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经济史学家发现，西方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较弱的技术壁垒有关[7]，而较弱的技术壁垒又部分源于西方简洁与精确的语言。简洁的印欧语系不但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维过程，也为技术交流节约了成本，正是认识到语言差异很可能会形成隐性的技术壁垒后，亚洲的主要发达国家在战后都出现了英语学习的热潮，以外语考试中最热门的TOEFL考试为例，在外语学习人数比例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TFP水平。如日本不但最早引进了托福考试，还将英语水平的高低作为入学考试的一项重要标准，英语成为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全面学习的文化标识并一直保持至今。而新加坡则从1965年建国之日起就将英文作为第一语言，而华语作为第二语言，这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贸交流上，新加坡都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从而为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奠定坚实的语言制度基础。

学习外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学习潮流，这种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也初见端倪，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为本国企业与OECD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条件。如第164页表1所示，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中，明显有着语言偏好。随着经济主体外语能力水平的提高，在同等条件下中国厂商和研发机构往往选择与自己语言特质相似的国家进行合作，特别是一些生产技术领域的合作，中国厂商更偏向与使用和较为简单的日语与英语国家进行经贸交流，这不仅便于研发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也使得厂商技术工人们可以迅速掌握引进技术的使用方法，不仅有效降低了语言引起的研发成本，也有助于技术人员熟悉并掌握引进技术，节约了厂商的生产成本，最终有利于厂商对于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为我国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同样，对于组织管理人员来说，偏好于与英、美等简单语言国家的企业合作，可以减少对工人们的培训和聘请翻译费用，降低管理成本，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英、美、日本等国的投资比重相对较高，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上述国家通过与华合作也获得了大量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表1　中国实际利用FDI与各国语言难度情况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网站；（2）关于世界各国及地区语言的详细数据，参见http：//www.ethnologue.com/statistics/country；（3）这里语言难度指相对于汉语的难度等级，1为最小（指母语为汉语），4为最大。(www.daowen.com)

通过以上典型事实和文献可以看出，一国的技术进步与该国使用的语言有着某种联系，由于科学技术使用的终端在于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成本也会成为技术扩散的一大障碍，当技术研发过程需要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时，技术知识的产生与扩散则主要依赖于技术研发所做出的福利最大化决策[8]，而这种福利最大化的决策与技术研发人员的文化语言背景有着直接关系。当不同国家间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时，其相互之间更有可能进行大量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从而带来本国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当国家间文化差距较大时，语言难度则成为阻碍技术交流与创新的重要因素，导致语言难度成为影响技术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条件下共同语言的学习不但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本，而且有助于强化主体之间的文化共识[9]。由于语言相似性使得企业双方互相理解，不仅降低跨国主体之间的交流成本，也加速了新技术、新思想、新管理理念等因素在不同国家市场主体之间的传播和使用[4]。特别是在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法治等制度环境下，语言难度的变化将对技术进步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交流成本产生显著影响，从而改变国际间技术溢出的过程[10-11]。

综合来看，在人力资本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由于语言难度的出现，一国不能完全充分吸收并利用现有技术，从而造成经济增长技术无效率情况的存在。追赶国使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能够降低技术人员的培训和翻译等相关费用，从而加速了对创新国技术吸收与模仿的能力。反之，如果追赶国较创新国家的语言难度较大，则新技术吸收和传播过程中信息成本会迅速增加，企业组织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源在语言翻译与技术信息理解上，导致产出技术效率的降低。所以，基于上述事实观察和逻辑分析，可以得到本文研究的核心理论命题：

语言障碍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学习难度之中，不同的语言之间学习成本的差异造成了经济主体人力资本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差异，从而影响了一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因此国家间的技术差距不仅取决于一国人力资本水平，而且依赖于以语言难度为表现的语言学习成本的大小，本国与追赶国的语言相对学习难度越低，越有利于本国进行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从而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