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一直是困扰政府和学术界的棘手难题。从已有研究来看，在充分界定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和核算体系后，尽管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低下这一事实有了充分的认识，但引起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原因是什么，又应该如何破解现阶段的“质量困局”，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呢？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转换成本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我们发现：转换成本对提升增长质量具有阻碍作用。在转换成本的影响下，晋升激励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还具有门槛效应：当转换成本较大时，晋升激励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较小（乃至失效），反之，则较大。进一步，我们还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转换成本指标，对以上两个研究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很好地证明了我们的结论，随后的稳健性分析也说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文的结论为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制约因素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数量、低质量”特征：从时间趋势来看，分权和晋升激励提高了地方政府提升经济增长的热情，推进了地区市场化进程，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状态相比，转换成本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因此，分权和晋升激励对于提升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地区特征来看，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得地方政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初始条件存在着差异，进一步决定了提升增长质量的转换成本存在着差异。因此，地区增长质量表现出“东部高、中西部低”的区域特征。

回顾以往有关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更多的结论通常将“低质量”的增长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特征联系起来，认为随着发展阶段的跨越和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同时决定了提升增长质量这一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对于这一理解固然没有争议，但在短期内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用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晋升激励）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仍然是中央政府促使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但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当一个地区的转换成本较大时，晋升收益将因为巨大的转换成本被“稀释”，这将导致这些地区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热情不高，进而使得这一传统的“激励”方式失效。如果政府继续执着于这一方式（不是做对“成本”，而是做对“激励”），我们有理由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增长质量也会出现“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质量“分化”趋势，这势必会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严重的冲击。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应该如何克服转换成本，进而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转变发展观念，实现从“做对激励”向“做对成本”的转变。做对激励无疑是高速增长阶段的典型特征，但从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仅仅做对激励无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而会使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以质量换速度”的巨大诱惑，这显然无助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只有做对成本，实现在包含了转换成本后的“激励相容”，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才有意愿去提高增长质量。其次，从政府自身来看，应该明确政府职能，将“有为政府”落到实处。从过去的发展模式来看，政府往往热衷于为企业提供引导和激励（支持），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数量。然而，在提高增长质量的过程中，转换成本主要存在于公共产品和外部性较大的领域，单单依靠“激励”和市场还不足以消除这些领域的转换成本。因此，政府职能必须明确，在公共产品和外部性较强的不能仅限于提供引导和激励，真正做到“有为”，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质量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