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转换成本、晋升激励和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为了证明第二部分的研究命题，我们筛选的样本为2000—2015年全国257个地市级的非平稳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经济发展质量，转换成本以及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资料来源于人民网的“各地副省级、地级城市（地区、州、县、盟）”领导库资料、信美网的“中国地市领导简历库”、军政在线网的“各地区历任书记库”以及通过百度、谷歌搜索整理的市级领导简历和地方工作报告整理而得。所有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将相关指标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剔除，具体的核算方法如下表所示：

表1　指标选取、变量定义和具体计算方法

续表

选取的变量包括：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质量（Qua），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表示，选取该变量的理由如下：第一，从增长方式转变的定量文献来看，部分学者（吴振球等，2013；赵文军等，2014）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于增长方式转变和提高增长质量具有一致性，故可以使用TFP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第二，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来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指经济增长效率（卡马耶夫，1977；沈利生等，2005），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包含了更广泛的内容，除了经济增长效率外，还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和国民素质等五个方面（钞小静等，2011）。尽管近来的学者（Barro，2002；刘树成，2007；魏婕等，2016）更多从广义的角度出发定义经济增长质量，但本文主要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故从狭义视角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较为合适的。第三，传统增长方式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使用GTFP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有利于消除资源环境对于TFP的“高估”。因此，本文参照王兵等（2010）研究学者的方法，利用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计算GTFP。在利用ML指数计算GTFP时，投入指标包括资本^[8]、劳动力和资源投入[采用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表示]，“好”产出为GDP，“坏”产出则遵循了王兵等（2010）和朱承亮等（2012）的研究，选取了SO2和COD。

2.核心解释变量(www.daowen.com)

（1）晋升激励：主要包括晋升竞争强度（Compe）和晋升激励虚拟变量（Co-getter）两个指标。具体来说：第一，晋升竞争强度（Compe）：在中国独特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下，政府官员之间的更换频率是非常高的。更换越频繁，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便越大，其便越有可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因此，晋升竞争强度是反映晋升激励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地市级晋升竞争强度变量的构造，我们采用了刘佳等（2012）的研究做法，具体为：对某年某市级政府官员而言，如果该市当年没有发生官员替换，那么该官员感受到的晋升激励竞争强度便可以被表示为当年所在省份市级政府官员更换总人数除以全省市级政府官员总人数；与之相对应，如果该市当年发生了官员更替，晋升激励强度可以被表示为当年所在省份市级官员更替总人数减去所在市官员更换人数，再除以全省市级政府官员总人数。而从“晋升锦标赛”的激励范围来看，上一级政府均是将下一级政府的党政“一把手”作为激励对象（王贤彬等，2008，2010），故本文构造的样本只考虑市委书记和市长，那么全省市级官员人数应该是该省所辖市的2倍。具体为：假定某省下辖市数量为N，第t年该省下辖的i市官员更替人数为Xit，那么在第t年该省下辖的第i市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便可以被表示为：Compeit=。第二，晋升激励虚拟变量（Co-getter）：晋升收益的实现需要以实现晋升为前提，因此，我们选取晋升激励虚拟变量进行反映。具体做法为：从某市某年来看，如果当时的政府官员在未来成功晋升，我们便将该市在这一年赋值为1，否则为0。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进行界定：当市委书记成为省长、副省长、省委常委或省长助理时，我们视该市委书记成功晋升；当市长成为市委书记、省直部门、直属机构或局负责人时，我们视该市长得到晋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市长晋升为省人大、政协主席和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时，这种职务晋升更多是一种“荣誉”肯定（退居二线），故我们视这种情况为没有晋升。

（2）转换成本：转换成本被定义为地方政府放弃传统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所需要投入的成本。根据相关文献的讨论，我们主要构造了要素、政府和结构转换成本三个二级指标后，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进行合成，最终核算出转换成本指标，具体来说：第一，要素转换成本。普遍的观点（彭宜钟等，2014；曾铖等，2015）认为，传统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等特点。那么，转变增长方式主要是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完成经济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和高效率的转变。根据这个理解，我们使用资本产出比、劳动产出比和能源产出比这三个指标进行衡量^[9]。第二，政府转换成本。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政府控制着大量资源，在政绩考核和增加税收的激励下，政府会偏好税收高、GDP成效明显的重化工产业，间接产生了“重复建设”和地区市场分割。因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吴敬琏，2004；杜传忠，2006）。基于这个理解，我们使用国有经济比重衡量政府转换成本，具体使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比重和国有经济就业比重两个指标进行衡量。第三，结构转换成本。从宏观的层面看，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包括结构转型。于是，本文使用二元经济结构（具体用二元对比系数进行衡量）、产业高级化程度和投资消费结构三个变量反映结构转换成本。其中，二元对比系数和投资消费结构为正指标，产业高级化程度为负指标。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人力资本（Hc）、开放度（Open）、交通基础设施（Highway）、城市化水平（Ubr）和人均GDP（Pergdp）五个指标，以分别控制人力资本、开放因素、基础设施和需求因素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本文样本为2000—2015年全国257个地市级的非平稳面板数据。其中，经济增长质量，转换成本以及控制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资料来源于人民网的“各地副省级、地级城市（地区、州、县、盟）”领导库资料、信美网的“中国地市领导简历库”、军政在线网的“各地区历任书记库”，以及通过百度、谷歌搜索整理的市级领导简历和地方工作报告整理而得。所有数据均以2000年为基期，将相关指标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剔除，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