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域2002—2016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均值由高到低将30个省域划分为高环境型（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高效率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效率增长型（江苏、福建、江西、浙江、吉林、重庆、辽宁、甘肃、广西、黑龙江、山东）、效率落后型（安徽、新疆、陕西、湖南、河南、贵州、山西、湖北、云南、四川、河北）四类省域，通过测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分析这四类省域绿色发展效率出现差异的原因，最后运用非空间面板回归、静态与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考察了各个不同类型省域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外资依存度、环境管理能力等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省域的研究结果：第一，高效率型省域以直辖市为主，有政策的优先发展带来绿色发展效率高速增长，在2016年均达到生产前沿面，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推动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些省域产业结构、外资依存度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政府环境管理能力与环境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二，高环境型省域凭借优异的环境水平，促使绿色发展效率一直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不同于其他类型省域，该类型省域技术进步不足，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这些省域只有环境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第三，效率增长型省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吸引外资带动技术进步，助力绿色发展效率以高增长率不断提升。这些省域外资依存度、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政府环境管理能力与环境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环境水平在地区间有促进作用。第四，效率落后型省域分布于中西部地区，由于沿海地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大这些区域的环境压力，促使绿色发展效率增长缓慢。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外资依存度、能源结构、政府环境管理能力以及环境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都有显著抑制作用。

为了提高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实现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协调发展，对不同地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作为高效率型省域，一是应保持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外资依存度高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二是凭借自身区位优势，带动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同步提高，北京、天津带动京津冀地区，上海带动长三角地区，广州带动珠三角地区，扩大高效率型省域范围。但是，当前高效率型省域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并且政府对环境污染治理不够，因此需要提高政府环境治理的能力，政府需要对现有的排污费政策进行重新设计和改革，并且强化民众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境改善。(www.daowen.com)

其次，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作为高环境型省域，首要任务是保护当地环境现状，这些省域应以环境保护为重，经济发展以“增绿”“护蓝”为基础，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其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规范第三产业发展，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最后宁夏与内蒙古应减少资源开采，优化资源使用结构，减少污染排放。

再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效率增长型省域，一是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吸引扩大外资流入，合理有效提高外资利用率，结合当地外资投入，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使环境有效提升；二是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便利，并鼓励企业提高环境保护投入，重视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加强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管制，提高企业管理污染物排放的能力。

最后，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效率落后型省域，一是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同时工业化省域应强化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先进制造业，降低工业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二是重视资源环境代价问题，以节能减排为重点，注重对能源的保护以及对能源的集中利用，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型能源，减少对煤炭资源的利用，以实现对能源结构的优化，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三是政府应加强对国外投资的筛选与管理，不应盲目吸引国外投资，应更加注重国外投资与产业政策调整、市场资源配置等因素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