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第三部分介绍的方法以及得到的数据，本文构造了资源环境约束下每一年各省的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分析各个省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以寻求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源泉。

1.绿色发展效率省域差距分析

绿色发展效率采用MaxDEA6.16软件利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2—2016年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各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值越大表示考虑环境代价与资源约束下的经济效率水平越高。当效率值小于1时，表明该省域经济缺乏绿色发展效率，存在继续改进的空间；当效率值大于等于1时，表明该省域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对有效的，即该省域处于全国的生产前沿面上，不存在资源投入过多、污染物排放过度以及好产出生产不足的情况，而此时的效率值越大则表示与所有相对有效率的省域相比，该省域仍具有较高的效率水平。

各个省域的绿色发展效率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对其效率均值进行排序（第93页图1），按照绿色发展效率均值可将30个省域大致分为四类：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省域包含两种类型，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个经济较发达省域为一类，“国际旅游岛”海南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等人口密度低、环境压力较小的省域为第二类，这类省份在传统效率指标测算中属于低效率类型，可见传统效率指标忽略了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与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钱争鸣等[9]，2014），从而忽视了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对经济效率的积极作用；第三类是绿色发展效率中等的省份，包括江苏、福建、江西、浙江、吉林、重庆、辽宁、甘肃、广西、黑龙江、山东等11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其绿色发展效率均值的分布区间为（0.48，0.65），除江苏省近年来绿色发展效率达到1以外，其他省份历年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且2016年绿色发展效率均超过0.62，表明这些城市具有很大的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潜力，属于较易取得绿色发展效率成果的省份；第四类是绿色发展效率较差的省份，其中包括安徽、新疆、陕西、湖南、河南、贵州、山西、湖北、云南、四川、河北等11个中西部省份，其中湖南、山西、湖北、四川等省份绿色发展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值，说明在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后这些省份经济效率水平反而更低（钱争鸣等[9]，2014），同时，这11个省份历年绿色发展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应重视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在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下加大力度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图1　2002—2016年间各省份绿色发展效率均值

通过对各个省份绿色发展效率的分析，本文根据均值的差距将全国30个省域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大绿色发展效率较高且经济发达省域，命名为高效率类型；第二类为海南、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大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命名为高环境类型；第三类包括江苏、福建、江西、浙江、吉林、重庆、辽宁、甘肃、广西、黑龙江、山东11个绿色发展效率持续增长的省份，命名为效率增长类型；第四类包括安徽、新疆、陕西、湖南、河南、贵州、山西、湖北、云南、四川、河北11个绿色发展效率较低的省份，命名为效率落后类型。

高效率型省域包含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龙头的城市，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省域，其中“北上广”为我国综合性门户省域，这些省域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使绿色发展效率领先于其他省域；高环境型省域除海南省外均分布于我国西北部地区，这些省域投入少产出效率高，并且环境污染少，因此绿色发展效率突出，并提升了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表现；效率增长型省域大部分为沿海城市，凭借区位优势，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引进外资，通过国际市场的技术与资本输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率落后型省域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这些省域主要以资源型省域为主，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严重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四大类型在区位上有很强的关联性，本文以此分类为依据展开分析，解答省域之间绿色发展效率差异产生的原因。

观察全国及各类型绿色发展效率历年均值（表1）与变化趋势（第95页图2），全国绿色发展效率年平均值为0.5810，高效率型年平均值为0.7805，高环境型年平均值为0.9182，效率增长型年均值为0.5442，效率落后型年均值为0.4225。高效率型和高环境型省域的均值显著高于全国绿色发展效率均值。其中高环境型省域由于一直以来的环境优势，绿色发展效率从2002年起就保持高水平，在2015年以来更是达到全国相对有效。而高效率型省域从2002年相对较高的水平不断保持高增长率，在2016年所有省域均超过1，借助经济高效发展达到高环境型省份绿色发展效率水平，这些省域除广东省外均为直辖市，足见我国直辖市发展迅速，直辖市中的重庆市突破区位影响，加入效率增长型省域行列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效率增长型省域则保持稳定的增长率，与全国绿色发展效率变动保持一致，且在2013年以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效率落后型省域绿色发展效率值明显落后于其他省域，且绿色发展效率增长缓慢，与其他省域的效率差距在不断拉大。

表1　2000—2014年全国及各类型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

续表(www.daowen.com)

图2　2000—2014年全国及各类型绿色发展效率年平均值变化趋势

2.省域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原因的动态分析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了既定时期各省域与生产边界的相对关系，是一种静态的分析。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是一种动态分析，它可以分析每个省域与生产边界的相对位置变化（效率变化）以及生产边界的移动（技术进步）（王兵等[2]，2010）。本文采用MaxDEA6.16软件测算我国30个省份2002—2016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L）、环境技术效率变化指数（MLEFFCH）以及环境技术进步指数（MLTECH）。第97页表2是2002—2016年全国及各类型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的历年均值。

从第97页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只在2003—2004年期间有所下降（ML指数小于1），其余年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增长态势（ML指数大于1），特别是在2009—2010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达到峰值8.97%，其中13.29%的贡献源于技术进步。总体而言，2002—2016年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达到4.07%，其中主要贡献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不但没有做出贡献，甚至起负向作用。

对不同类型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以及分解，进一步了解各个类型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作用机理。2002—2016年间四种类型省域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长态势，增长率由高到低分别为高效率型、效率增长型、效率落后型以及高环境型。历年均值中高效率型省域各个年份均保持增长趋势，效率增长型省域仅在2003—2004年间出现下降，效率落后型省域在2003—2004连续两年出现下降，高环境型省域有五年都存在下降趋势，下降年份比例与增长率高低排序一致但与绿色发展效率表现存在差异。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环境技术效率指数（MLEFFCH）以及环境技术进步指数（MLTECH）。从第97页表2可知，各类型省域技术进步的贡献明显高于技术效率。15年间四种类型省域技术进步均呈增长趋势，增长率的高低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高低一致，但差距明显高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效率型省域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达到12.77%，比效率增长型高出7.18个百分点，效率落后型、高环境型与效率增长型差距较小，技术进步历年均值中的最高值就来自高效率型省域——2002—2003年间环境技术进步增长率达到68.52%。

技术效率在总均值中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作用，各个类型省域中也只有高环境型省域呈增长趋势，增长率达到0.39%，其余三种类型省域的技术效率均有所下降，指数由高到低分别为效率增长型、效率落后型与高效率型，其中效率增长型与效率落后型的差距较小且接近有效水平。技术效率历年均值中的最高值来自高环境型省域——2012—2013年间环境技术效率增长率达到12.98%。

表2　2002—2016年我国全国及各类型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

环境技术效率指数反映环境管理方法和管理结构的优劣，以及环境决策的正确与否等问题，而环境技术进步指数则反映环境改善技术的进步情况。由此判断，15年来各个类型省域环境改善技术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高效率型省域比较突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国际化程度强，更加密切接触新兴科技，因此比其他城市技术进步水平高。高环境型与效率落后型省域主要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以及区域竞争，造成这些地区对新兴技术的吸引力不足，拉大了与高效率型省域的差距。在环境管理与环境决策方面，高环境型省域由于其本身的环境优势，在绿色发展效率方面明显超越其他类型省域，而高效率型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下降也主要来自环境管理方法的不足、管理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环境决策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