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中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胡鞍钢等[1]，2008；王兵等[2]，2010；张伟等[3]，2011；杨龙等[4]，2010；刘瑞翔等[5]，2012；朱承亮等[6]，2012；钱争鸣等[7]，2013；常建新等[8]，2011）。胡鞍钢等[1]（2008）在1999—2005年中国省级数据基础上，在考虑环境因素情况下对省级技术效率进行了重新排名。王兵等[2]（2010）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中国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开辟了对环境效率研究的视角，但不能长期、全面地了解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效率的动态演变情况。

刘瑞翔等[5]（2012）利用1995—2010年省际投入产出数据，分析研究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导致我国整体环境无效率，在分析期间我国环境无效率呈现出中间低、两端高的特点。钱争鸣等[7]（2013）对1996—2010年我国各省域环境效率进行测算，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朱承亮等[6]（2012）对节能减排约束下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以上文献基于SBM方法对环境效率进行测算，优化传统DEA方法不能同时从多角度对效率进行测度的缺陷，提高环境效率测度的准确性。但这个方法仍然存在不足：当存在多个有效决策单元，却无法进一步对此进行比较。

钱争鸣等[9]（2014）运用超效率SBM模型，通过对我国各省域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进行测度，深入分析省域差异、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其中刘瑞翔等[5]（2012）、朱承亮等[6]（2012）、钱争鸣等（2013[7]，2014[9]）这些文献主要是从东中西区域来分析环境效率的不同，均得出环境效率存在东中西部差异，呈现出中间低、两端高的特点。(www.daowen.com)

综合以上文献研究状态，本文将对现有研究做出以下几点扩展：第一，本文主要研究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主要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30个省域2000—2014年绿色发展效率，并对绿色发展效率相近省域进行划分；第二，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中国30个省份2001—2014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不同类型省域效率变动的动态因素；第三，对不同省域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增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分析不同类型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