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表5汇报了第56页表4模型和各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分解结果,我们重点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劳均产出对经济质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为-0.0227,不存在反馈效应。但劳均产出的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是0.027,与其在模型中的外生交互效应估计系数0.0264较为接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化进程二次项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反馈效应是-0.0126,占直接效应的7.5%,空间溢出效应达-0.3253超过了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

表5 各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解

续表

注:******表示分别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

当具有空间交互效应时,某个影响因素的变化不仅会作用于本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对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并通过循环反馈机制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进一步可以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某因素变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为直接效应,其中包括空间反馈效应,即某因素变动通过影响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影响本地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为某因素变动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5汇报了第56页表4模型(17)和(18)各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分解结果,我们重点分析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经济质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为-0.0503,其估计系数为-0.0496,即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反馈效应为-0.0007,为直接效应的1.4%。需要指出的是,Mlachila et al.(2014)估计了1990—2011年93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质量收敛系数为-0.066,与本文估计的直接效应较为接近。本文采用基于共同边界(Metafrontier)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通过构造分地区前沿面,测度各地的相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换言之,某地增长质量指数上升,也必然意味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相对下滑。测算技术层面的原因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效应,因此其反馈效应相对较小。劳均产出对经济质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为-0.0227,不存在反馈效应。但劳均产出的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是0.027,与其在模型(18)中的外生交互效应估计系数0.0264较为接近,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我们可以根据收敛方程的估计系数β,对比分析是否包含空间效应时收敛速度的差异,第52页表2模型(6)给出了不包含空间效应时β为-0.0301,表5包含空间效应时增长质量指数的直接效应达-0.0503。收敛速度(λ)测算方法为β=-[1-(1-λ)T]T,当T=3时可知,不包含空间效应时经济增长质量将以年均3.1%的速度收敛,而纳入空间效应时收敛速度将提升至年均5.3%。因此,忽略空间交互效应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年均收敛速度被低估2.2个百分点,占直接效应收敛速度的41.5%。虽然无论是否包含空间效应都无法得到经济增长数量趋同的证据,但我们依然能够比较空间效应对经济增长数量收敛性的影响。第52页表2模型(6)显示在不分析空间效应时,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系数为-0.0204(t检验为-1.21),而第58页表5经济增长数量收敛的直接效应仅为-0.0077,并且t检验也降至-0.52,遗漏空间交互效应会高估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这里与Elhorst et al.(2010)发现忽略空间交互效应会导致对收敛速度有偏估计的结论一致。(www.daowen.com)

图1 1992—2015年中国省级财政支出变异系数及东、西部财政支出差距

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数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为0.1034,反馈效应达0.0143,占直接效应的13.8%。虽然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数量增长率的作用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由于其他地区会对本地财政支出占比变动做出策略性反应,最终通过反馈效应对本地经济增长数量产生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质量增长率的直接效应为-0.0970,反馈效应为-0.0001相对较小。李永友等(2008)的研究表明,面对政治晋升辖区间的竞争将由税价竞争向财政支出竞争演化,但由于收入能力的限制欠发达地区在支出来源上更依赖非税收入,并对其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与此同时为提高竞争力,地方政府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社会性支出成为占优策略。我们认为正是地区财政支出的策略性竞争,造成财政支出占比的直接效应低于模型(5)不包含空间效应时对其的估计系数(0.1189),并且由于收入能力的差异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水平的拉大、地区间经济增长难以收敛。如图1所示,1992—2015年中国省际实际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呈倒U型,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由1992年的49%攀升至2015年的57%。以1978年不变价格衡量的东、西部实际财政支出差距由1992年的247.23亿元增至2015年的7587.53亿元,地区间财政支出能力的差距逐步拉大,印证了本文的判断。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建设财政支出占比分别由1997年的11%和8.2%变动为2011年的8.2%和9.7%,欠发达地区更易于产生经济建设偏向型的财政支出结构。此外,结构偏向性的财政支出竞争也会抑制经济质量的增长率(魏婕等,2016),表现为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直接效应为0.0991,反馈效应为0.0049,占直接效应的4.9%。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表现为“招商引资大战”“政绩工程”,形成产业模仿与结构趋同,但长期内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稳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反馈效应也相对较小。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数量的直接效应为0.0674,反馈效应为0.0051,是直接效应的7.6%。城市化进程二次项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反馈效应是-0.0126,占直接效应的7.5%,空间溢出效应达-0.3253超过了直接效应。教育医疗以及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能满足人口城市化时,人口跨区域流动导致城市病在地区间蔓延,因此无法忽视地区间拥挤效应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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