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52页表2模型（3）至（6）的基础上，第55页表3和第56页表4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技术，考察空间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第52页表2中模型的Hausman检验均支持固定效应，Elhorst（2005）认为使用固定效应连续研究区域中邻近单位的空间—时间数据更合适，本文研究样本包含了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所有地区，第55页表3和第56页表4使用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分析方法^[5]。第55页表3模型（7）和（8）选取仅包含内生交互效应的SAR模型，并以地理距离为权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收敛特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率，而城市化进程会显著降低经济数量增长率，其余控制变量的作用和不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结果基本一致。内生交互效应（w·g和w·qg的系数）显示，相近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率会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增长，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却不存在交互影响。

保罗·埃尔霍斯特（2015）认为仅考察一种类型交互效应的SAR模型过于局限，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转移到包含两种交互效应的SDM模型。因此模型（9）和（10）采用同时包含内生交互效应和外生交互效应的SDM模型，考虑到已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政策的地区差异导致中国增长数量非收敛性以及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重点分析劳均GDP、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以及财政支出占比的外生交互效应。与不包含空间效应的收敛性分析一致，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较弱，而经济增长质量显著收敛。控制变量和内生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增长率的影响保持不变，外生交互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1）和（12）将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为经济距离，仅劳均产出对经济数量增长率的作用方向由负转为正，但依然不显著，其余变量系数符号未发生变化。

表3　空间效应的收敛性检验Ⅰ

注：*，**，***表示分别通过10%，5%，1%的显著性检验。

第56页表4中纳入了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相互影响以及非线性因素。模型（13）和（14）显示，经济增长质量依然显著收敛，劳均产出的提升会显著降低经济质量的增长率，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数量增长率的影响却不显著。外生交互效应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劳均产出会促进本地区经济质量增长率。考虑到城市化水平对经济数量增长率有非预期的显著负面影响，模型（15）和（16）进一步纳入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结果表明城市化率对经济数量增长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作用机制。

表4　空间效应的收敛性检验Ⅱ(www.daowen.com)

续表

注：*，**和***表示分别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我们将空间权重设置为经济地理矩阵形成模型（17）和（18），其结论与之前模型基本相同，表明本文的实证研究具有稳健型。鉴于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兼具经济和地理信息，我们重点围绕模型（17）和（18）结果展开报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并未表现出收敛性特征，这与绝大多数研究结论相同，经济增长质量则具有显著的条件性收敛，与钞小静等（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经济增长质量收敛性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增长质量的提升地区技术水平越接近前沿面、技术进步的潜力衰减，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使得为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和缓解环境污染的边际成本增加，最终导致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趋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数量增长率影响却不显著，现阶段增长质量的改进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未产生积极作用，在“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不足。本地劳均GDP的攀升会显著降低经济质量增长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成本，并且经济质量增长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数量增长率，部分地区策略性地选择以牺牲经济增长质量为代价，实现了短期数量型经济增长。从内生交互效应看，经济发展水平或者地理接近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率能够显著刺激本地区经济增长加速，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却没有显著的相互影响，进一步证明地区间仅“为增长数量而竞争”，缺乏“为增长质量而竞争”。外生交互效应显示，相邻或相近地区劳均GDP越高有助于提升本地区经济质量增长率，经济发达省份具有相对成熟的市场化水平、制度环境以及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能够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提升经济数量增长率，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却不显著。干春晖等（2011）研究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但二者间的关系却不稳定，这可能是其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差异化影响的原因所在，并且在不包含空间效应的收敛模型以及模型（13）和（14）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显著提升经济数量增长率，这与我国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的特征相吻合。城市化率与经济数量增长率呈倒U型关系，短期内城市人口占比的相对快速扩张通过拓展市场规模带动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如果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能与之匹配，将诱发拥挤效应，进而抑制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质量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一结论在所有的模型中均成立，说明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