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QEG）。现有研究的共识是经济增长质量涵盖多重因素，其测算更为复杂、内涵更为丰富。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是“产出”的两面，即通过投入得到相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研究增长数量和质量需要遵循“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因而将各地区按照东、中和西部分组，采用基于共同边界（Metafrontier）^[3]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进行测度。Barro（2002）提出了内涵极为丰富的广义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但为了使研究更为聚焦，这里借鉴钞小静等（2011）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成果分配以及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思想，我们认为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应涵盖技术效率、成果分配和生态环境代价三个层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稳定性是增长过程而非结果，同时结构和稳定性也不具备方向性，并且涵盖指标过多会导致经济增长质量的解释力模糊，因此将其剔除。由于使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仅能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指标，鉴于已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才趋于发散，1992年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假定1991年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趋同为1，之后历年增长质量按照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增长率测算。

表1　变量定义说明和统计性描述

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投入指标有资本存量、劳动力和能源，3个产出指标包括实际GDP、CO2排放量以及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差值衡量的收入分配指标^[4]。其中，实际GDP、资本存量和城乡收入差距均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资本存量来自单豪杰（2008），并按照其方法测算了2006—2015年省际资本存量。CO2排放量采用分品种能源消费和水泥生产的碳排放量之和计算。其中分品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按照杨翔等（2015）方法测算，水泥生产的碳排放量按照师博等（2013）的方法获得。产出变量中实际GDP为期望产出，而CO2排放量和城乡收入差距均为非期望产出。(www.daowen.com)

收敛回归方程中，控制的经济结构变量分别为：（1）财政支出占GDP比重（Fis），用以衡量政府直接影响和干预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与手段；（2）产业结构高级化（IS），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3）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Fix），表征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4）经济开放度（Open），将进出口和FDI占GDP比重加权获得，并按照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5）城市化（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

上述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其余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