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对各国在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的差异化比较，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不同经济阶段差异和发展要求，进而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阶段演进关系特征。利用1996年至2016年全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SYS-GMM方法，分析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同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数量作用路径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同机制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转变技术进步的路径，提升制度创新能力，还需要加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协调互促机制，既要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也要健全约束机制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不仅要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注重制度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支持作用，形成有效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调互促机制，释放更多的制度红利，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形成正向反馈机制，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因此，本文的政策启示有以下方面：

第一，以创新驱动战略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互动。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新阶段，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对增长数量的正向反馈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培育并发挥高效的创新驱动能力。因此，需要切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领域的创新活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具体来看，一是应在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知识技术创新转化率的关键主体——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不仅要通过构建有效的要素价格体系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还应通过完善技术信息市场，为企业创新活动培育更多的创新要素、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的需求市场。二是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要有效利用后发优势，释放新的后发优势，增强对技术设备等的引进后的再创新和适用性转变水平。逐步从原有的直接引进技术设备，模仿式创新模式转变为创新理论的学习和突破以及国际联合研发合作的模式。其次应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注重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与产能转换水平，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产学研联合研发的自主创新机制，提高我国在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以求在缩短与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的同时，为未来的超越奠定基础。因此，这不仅要求完善企业在决策、研发以及生产和销售等多个环境的微观创新系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有效性，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应进一步加强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协作，重视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协作，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体系。一方面需要基于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整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优势，促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与企业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扩大产学研的范围，深化产学研的合作层次。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公共性的科研技术研发与服务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促进具有技术关联的行业和产业进行联合创新，完善技术的扩散机制，协力突破企业面临的共同技术瓶颈。

第二，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调促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互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协调主要体现为能够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为创新驱动战略提供有力的创新条件和完善的创新环境，其关键在于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积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此，一是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改变要素所有者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推进传统要素跨部门跨地区的流动与配置，有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还应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够促使企业为了市场份额和利润，进行产能改造和产品创新，通过提升企业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市场创新等各创新环境的效率和质量，不断优化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水平，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高要素产出效率，突破边际产出递减，使得有效率高质量的企业实现规模生产，淘汰低效能高负债的僵尸企业，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二是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职能。在宏观调控方面，应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尤其是对微观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通过减少行政审批、减少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的障碍，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生产决策能力。其次，应为实现区域城乡间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提供政策扶持和战略引导，通过城市圈与经济带等多种形式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地区差异，提升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再次，应通过“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战略，构建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扩大我国的外需市场，并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内嵌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水平，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方面，除了进一步优化税收制度，通过税收补贴等政策保障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补偿创新外溢带来的利润损失，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还应优化完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效性，提升国民素质，优化经济增长的条件和要素质量，强化约束机制，加大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以及对污染的治理能力和问责机制，约束企业的负外部性生产活动，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www.daowen.com)

第三，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效率提升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互动。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和效率的提升，是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传统要素红利衰减、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回落、前期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等的发展困境的关键措施。从供给推动机制来看，应从单一动力机制转变为多元动力系统，协同发挥供给的推动机制和需求拉动机制。这需要进一步优化要素供给结构，除了发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突破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应提高要素重置效率，重塑要素供给推动力，逐渐由劳动驱动、资本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不仅需要优化人口政策，完善教育体系，通过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转变劳动力结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人才与知识红利”，逐渐替代“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作用，还应打破劳动力流动限制，化解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动阻滞，统一城乡要素市场，缩小地区社会保障差异化，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间、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在资本的配置效率方面，需要优化投融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率，通过金融市场改革，优化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释放民间投资增长活力，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有力支持，并通过健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有效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从需求拉动机制来看，关键是协调国内外需求，转变以外需为导向的消费战略，协调消费与投资关系，推进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应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在注重初次分配的效率同时提高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增收，提高劳动报酬，增加职工初次分配收入，提高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水平，此外，除了应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还需要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政策扶持，实现经济增长的成果共享机制，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