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第14页表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由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源于技术效率的提高（颜鹏飞等，2004；王志刚等，2006），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速率具有正向作用，从整体方程（1）至（7）来看，无论是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SYS-GMM均显著，并且影响权重最大，相关系数均高于制度变迁的影响。这与王志刚等（2006）、赵志耘（2011）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因此，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速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代表制度变迁的非国有化程度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与对经济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在SYS-GMM模型中估计值为负且不显著。这反映以非国有化程度变迁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作用机理不稳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与王文举（2007）、樊纲等（2011）关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结论基本吻合。尽管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完善市场主体，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但改革成本也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特色是地方财税体制的改革、市场主体多元化的改革等对原有利益集团的调节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力，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制约（周业安等，2008；樊纲等，2011；吕朝凤，2016）。

其他控制变量中，投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力资本均对经济增长呈显著正向作用，其中产业结构以及投资增长率对增长速率的贡献较大，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下的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相符合。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来源（吴敬琏，2006；余泳泽，2015），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也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雷钦礼，2007）。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对外贸易变化都有可能降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蔡文龙，2015）。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小于技术进步但大于制度变迁的影响，也体现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缩小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刘伟等，2008），产业结构的升级无论是在增长质量的改善还是在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上都高于经济制度变迁（刘元春，2003）。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速率的贡献较低，这与杨建芳（2006）、杜伟（2014）等实证分析的结论一致，虽然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但物质资本积累速度较快，并且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能力较弱，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显著。此外，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主要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发挥以廉价劳动力、资源要素为比较优势，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制约，使得中国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较弱，对外贸易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政府规模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尽管统计上不显著，但也体现了我国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速率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失衡，过度城市化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限制了经济增长的数量积累。(www.daowen.com)

因此，从动态面板模型可以看出，表现为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数量的积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构建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从低收入阶段成功迈入中等收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