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为了有效促进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而不断进行的制度调整与制度创新。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需求有所差异，适宜发展阶段要求的制度环境，需要调整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提高经济增长的收益，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效的约束机制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还能通过规范政府职能，降低政府失灵，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制度变迁可以视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过程，具体表现为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职能的规范化。有效的市场机制不仅能够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还能通过完善市场主体，提高企业自主决策水平，培养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规范的政府职能不仅能有效弥补在创新、环保等市场缺失，缓解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损失，还能通过完善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育经济增长潜力。

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体现了一国政府规模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政府的规模直接影响了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以及公共职能的有效性。通过第9页图3可以发现，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政府规模均有较大差异。迈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新加坡和韩国的政府规模较小，其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相对较低，新加坡的政府规模基本保持稳定，1990年以来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在10%左右，韩国的政府规模自2008年起基本保持在15%。相比较之下，日本政府的规模较高，政府最终消费比重在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在20%。与此同时，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巴西与墨西哥政府规模变动较大，巴西的政府规模远大于墨西哥的政府规模，1996年以来巴西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基本保持在20%，而墨西哥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保持10%至13%之间。相较而言，中国的政府规模也存在较大波动，自2000年之后，政府规模不断下降，2008年之后基本稳定在14%左右。这表明，对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国家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显著差异，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影响机制。有学者认为政府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张能够提供大量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政府规模的扩张具有增长效应和溢出效应，能有效缓解各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增长（高彦彦等，2011），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支出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还会滋生寻租行为，损害经济效率（杨子晖，2011）。因此，一国的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较大的政府规模并不一定制约经济的增长，较小的政府规模也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图3　代表经济体的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时序特征

注：上述代表国家的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www.daowen.com)

典型事实2：经济体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差异，体现为以政府与市场关系变迁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的差异。能够随着发展阶段变迁有效地调节政府与市场关系，有效发挥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对提高增长效率和降低增长代价的协调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保障要素配置效率，发挥有效的政府职能弥补市场失灵，培育并释放增长潜力，进而促进经济体迈入高等收入行列。而不符合发展阶段要求的政府规模，不仅不能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增长，还会导致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增加经济增长的代价，制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技术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及配置结构，政府规模反映了市场机制的有效程度以及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性。因此，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变迁和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基础的政府规模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是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发展差异的具体体现。由于技术进步是提高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涵，而制度环境是保障经济增长过程稳定性和增长成果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益和代价，可以看出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数量。积累具有重要的反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