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是当事人的语言表达。口述调查是通过当事人的语言表达而获得调查依据的一种调查方法，在当下愈来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人类社会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人类不断前行，需要从走过的路寻求启示，于是需要记录历史。历史不仅是客观发展的事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们记录甚至塑造出来的事实。人类为了顺利前行，必须全面、准确、真实地记录历史，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对历史的选择性塑造可以使人获得某种短期效益，但最终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因为历史与自然一样，都有规律可循。只有全面、准确、真实地记录或者还原历史，人们才能够科学把握历史规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历史感特别强。在中国，历史具有宗教般的神圣感。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特别重视对历史的记录。传统中国设有专门的史官职位，民间社会也有记录历史的特殊方法。今天，对历史的记录愈来愈全面，有人将国史、地方志和族谱视为记载历史的三大支柱，但还远远不够。口述史因此应运而生。

过往对历史的记录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上层人物为主，二是以文字记录为主。人们经常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何以记录芸芸众生的创造活动？在历史中保留和传承下来的仍然是少数大人物。即使是芸芸众生也热衷于大人物的活动，从而放弃了历史本身。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记录历史的方法主要是文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字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读书人才能记录历史。读书人读什么书，怎样记录历史则受到人为的约束。因此，由读书人记录下来的历史总有一定限度。许多历史事实因此可能被舍弃、遮蔽，甚至塑造。

口述的出现是对历史记录的一场革命性变革。随着社会进步，对历史的记录不再是被垄断，而是发展为一门科学。对历史的记录也不再为大人物主导，那些过去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的小人物也可以因为口述而进入历史。特别是口述可以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和隐秘性，大大丰富以文字记录的历史，从而有利于促进全面、准确、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无数的农民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但长期以来，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进入历史记录之中。即使是在口述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今时代，也很少以农民为口述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巨大遗憾！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传统农民正在迅速消逝，成为“最后的农民”。尽管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历史进步中人的生命和活动则是需要给予充分记录的。如果没有对这些“最后的农民”的历史记载，也许这将成为历史无法挽回的巨大遗憾。

作为一个农村研究机构，除了与其他机构一样，要匆匆往前赶，完成各种任务以外，我们在农村实地调查中也深深感受到抢救农民历史的紧迫性。历史责任感驱使我们记录农民的历史，口述则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方法。因为对于农民来说，有关他们的文字记录太少了。

农民是以土地为生的人。土地对于农民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是一种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深厚的感情，甚至崇拜。如许多乡村田野都供奉土地神。因此我们所做的农民口述首先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展开。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有着独特性。一则中国是在一个传统农业文明保持相对完整的状态下一步跨入现代化门槛的，二则中国跨入现代化门槛之后的变迁特别迅速。这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着深刻而急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度、烈度、广度、弯度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农民的生活及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世界少有的。

如果从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土地改革、土地集体化、土地承包、土地流转。

土地改革是迈向现代化大门的起点。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主要因子。就中国而言，农民的命运对于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一则中国农民在进入现代化之前，没有如英国一样发生内部演变过程；二则中国传统农民人数太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这一状况使得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中国政治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现代政党一诞生，就将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作为基础性议题。在中国，土地问题不仅仅是产权问题，而且是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承载着大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因子。因此，到20世纪中叶，土地产权改革一直伴随政权的变革，并带来了全面、深入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是历史性的，它将变革引向中国的基础性部分。而这一部分在历史的王朝变更中是从来没有被触及的，因此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如今，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当事人正在迅速走向人生的终点，他们的口述可以让我们对这样一场历史大变革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www.daowen.com)

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中叶是狂风骤雨的年代。土地改革完成不久，中国就开展了农业集体化。集体化对于中国农民而言，特别新奇。因为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而在推动集体化的主政者看来，正是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农民的贫穷。土地改革让农民有了土地，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再次造成农民的贫穷，于是以国家的力量推动农业集体化，农民的土地、生产，直到生命活动都以农村集体的方式加以组织。集体因此成为中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大集体”成为当事人难以遗忘的历史记忆。

在土地集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人民公社，其兴也勃，其废也忽。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得以废除，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得以兴起，并被确立为农村基本制度。土地承包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在形式上与传统的家庭经营相似，以致有人一度认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历史不会倒退，也难以简单回归。土地承包毕竟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并因为这种承包关系使得土地具有了所有、承包、经营、收益等多重性。这种多重性的产权关系是世界上很少有的，它既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保护，也会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带来许多复杂性。当事人的叙说也许与土地关系一样有不少复杂元素。

土地给农民带来生存和希望，也可能造成对农民的束缚。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土地负载过重更是农民贫困的基本原因。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有可能解决农民一时的生存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避免重回贫困的陷阱，而走出土地或许会获得一片新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世世代代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寻求新的产业和发展空间。土地流转因此得以启动。流转必须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入20世纪，由国家主导进行土地确权，并第一次全面深度介入农村产权领域并担负着保护产权的功能，其深刻意义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显现，但它对农民的生活和意识的改变则是无疑的。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农村基础性关系，但并非全部。中国农村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在不同领域，不同人群在其中也有不同的状况。我们还将从不同领域和以不同人群作为特定的口述对象，更全面、充分、广泛地记录大历史中农民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比如，我们稍后启动的农村妇女口述史调查，就是围绕“关系·惯行视角中的农村妇女”主题，记录农村妇女与家庭、家族、宗族、村庄、市场、国家、政党等的互动、互构关系以及农村妇女自身的发展变迁历程。

当下，口述史调查愈来愈多，我们的口述调查除了特定对象以外，还有以下特点。一是专业性。尽管我们的口述对象主要是农民，但我们的目的是用于学术研究。因此特别注意客观性，以口述事实为依据，避免主观倾向性。二是可分析性。我们的口述调查不是一般的描述事实，更不是讲故事，而是能够从事实中获得发现，其事实具有可分析和二次、多次开发的价值。因此我们设计了结构化的基本调查提纲。三是规模性。学术性开发需要一定的样本数量，我们的口述调查注意规模和比例。考虑中国地域大，不平衡性强，我们的调查尽可能照顾到全国各个区域，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口述调查力求全国农村每个县级单位都能够有所反映。

我们的口述调查从土地改革开始。为此，我们特别请本院初创人张厚安教授做了口述，并作为口述类第1卷导语。一则在于张先生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队员，亲身参与了土地改革，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二则在于张先生长期从事政治学和农村研究，具有专业功力和眼光，他的真知灼见具有启发意义。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但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总是有距离。与其他方法一样，口述也有限度。口述对象同样会产生对事实的选择、加工，甚至塑造。小人物与大人物一样，都希望在青史上留下好名。我们在进行口述调查过程中，力求客观、准确、真实、具体，只是所希望的与所能达到的还是会产生距离。但无论如何，农民口述可以为农村农民史保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　勇

201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