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家庄自明代开始,村中出现了各类教育机构和形式(见表5-6)。清代设立家塾、村塾,均尊崇周公、孔子为道统,进行儒学教育,为科举取士培养初级人才。民国初年(1912年),村中始建初级小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立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各一所。(35) 各种学校教育并没有形成等级制度,只要上得起学,先生都会一视同仁,而且偏爱聪明和学习上进的学生,使得村里真正爱学习和愿意学习的孩子在学习期间可以得到好的教育。“有的孩子不爱学习就逃课,除了受到先生的再次责罚,家长也会加重惩罚,最终导致辍学。”老人说。

表5-6　传统时期牛家庄各类教育

(一) 家塾、私塾和村塾及其关系

1. 家塾

一是大族开办。家塾是宗族办的塾馆,本村只有一个,是王士珍家族所建。于1912年到1937年10月5日开办,后改名村初级学校。王士珍亲自选王家的一个大宅作为校址,并派人负责塾馆中的各种事务。家塾招聘了几个品学兼优的老师教书,多数都是本村当过秀才的老先生,他们的工资和其他办公费用都是王氏家族来出。家塾外面有一个看门的族人,防止有人捣乱,也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先生和看门人中午和晚上都管饭,专门找了一间房子雇厨师做饭;住宿不管,晚上他们要回自己家睡觉。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村初级学校恢复上课;之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学校于1947年停办。

二是学习免费。能到这里上学的都是王士珍家族的孩子,年龄在5—10岁之间,大概30人左右。老人说:“年龄太大,先生不好调教。”学习免费,只要来人就可以。一般是孩子的家长接送,每次把孩子送进课堂再走,等放学了再来接。“有的家长想学,也会在窗外听一听先生讲的内容,但是多数人是听不懂的。”因为离家比较近,学校不管饭,学生们都要回家吃。开办的课程一般是幼儿启蒙课程,包括古文、算术、修身、卫生、尺牍(36) 等等。

三是奖励优生。对于不爱学习的孩子,先生会用戒尺打手三下,对于学习好的学生,先生不光会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夸奖这个学生,还会跟学生的家长夸奖。对于特别聪明而且好学的孩子,先生会跟族长通报,族长会奖励孩子粮食和书本等奖品,而且还会把孩子的父母找来,当面夸奖他们的孩子。

2. 私塾

(1) 街坊合办

村里的私塾大概有3—4个,大部分是4—5家关系不错的邻居或者街坊一起出钱办。一般选在自家办学,要找一个5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一是先生待遇好、不偏心。请本村或者外村的秀才当老师。每月给老师工资,逢年过节要送礼,比如八月十五要给月饼,端午要给粽子,二月二要给面坨,春节初一要给点心、学生要给先生磕头。父母把孩子送去的时候,跟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听话打他!”私塾的先生对于不听话的学生会责骂,轻了罚站,重了用戒尺或者藤条打,打三下就把手打红,或者头上起大包。对于村长、保长的孩子,先生很少开小灶,但是对聪明孩子老师也特别爱才。

二是学制长短不一。私塾招收7岁至10岁的小孩儿。《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是启蒙读物。如果这些都学会了,还有《算数》《地理》《历史》等书籍。但是一般停留在启蒙读物的阶段。小孩子至少读3年就算合格,最多要读10年。上学必须每天都去,没有寒暑假,不论刮风下雨都必须去。过年会放15天的假期,正月十五就会开学。老人说:“当时上个私塾比干活的累多了,孩子们上课的时间长,然后回家还要写作业。当时一般用毛笔,写的身上、手上、脸上全是墨。”

(2) 农户自办

村里还有两家农户独自请先生办私塾,就是村里的富农、药铺的先生王老义和王老增。他们分别办学,在村子的不同方向。都在本村找了一个教书的先生教课,然后招呼他们家各自一门十几个孩子在这里上学,家长们平摊学费,办学不用跟村长、保长或者绅士申请。虽然办学的规模小,但是对自己的上学的子孙要求非常严格,如果有孩子淘气不好好学习,不仅丢家长的面子,还会被其他同门的家长笑话。老人说:“十几个孩子都是各种亲戚,平时都在一起玩,在课堂上更是都玩疯了。先生换了好几个,都管不住。”

3. 村塾

一是村落开办。村塾是由村里集资办的塾馆,校址在王中伏家老宅处。村中聘请先生一名,薪水由村民共同出。凡是本村的适龄儿童都可以入学,大概有20多名。能去的孩子都是“可以的”农户或者部分大户人家的。每个学期都要交学费,一般的人家负担不起。学费一般是小麦或者谷子,一次要给够先生半年的口粮。除了支付先生的薪水,还要管吃管住。吃饭是租用村塾旁边的百姓的房子,旁边一间供先生睡觉。

二是课程较为全面。村塾比家塾、私塾的课程更多,也更全面。年龄小的以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为主,年龄稍大的学习《论语》《孟子》《名贤集》等。写毛笔字是学生的必修课,先生对这个非常重视。珠算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九遍九”“斤秤溜”是学珠算的基础课。当时的笔墨纸砚都要学生自己准备,如果不是大户或者“可以的”农户,一般也是买不起的。

三是先生管理严格。村塾中讲究师道尊严,学生要绝对服从先生,如果偷懒或犯规就会受严惩,轻则罚跪罚站,重则被打。惩罚的工具是长一尺左右、宽一寸有余的竹板或者藤条。家长知道老师打孩子后也不能护短,反而要谢谢老师的严加管教。因为先生是村长所请,所以他对村中大部分孩子都没有私心,不会因为谁是保长的儿子、谁是大户的孙子就会用其他方式教学。老人说:“当时那个先生是比较厉害的,孩子不努力就是打,家长是天王老子也没有用。家长们也没有脾气,因为带出来的学生确实学到不少。”

(二) 男校和女校及其关系(www.daowen.com)

1. 男女校分开

村长认为男女分开教育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同时分别创办了男校和女校。

(1) 女校

1926年到1937年10月5日,成立女子学校一所。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女子学校恢复上课,之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学校于1947年停办。女子学校在王永发家后院,学生30多名。因学生年龄大小差很多,学习内容也不一样。当时教课的先生姓陈,除了教识字以外,还教忠君孝亲、尊孔礼义等。

以前能上得起的家庭本来就很少,如果让女孩子去上学那就更是稀奇。女校招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和陪读。如果不听话一般不会打手心,先生采用罚站、、背诵课文以及告诉家长的方式。

(2) 男校

1926年到1937年10月5日成立男子学校一所。也是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男子学校恢复上课,同样在1947年停办。校址是现在的保健站处,校长是王才臣,教师有吴兴村、于国华和李金耀,李金耀是富农,家有2头骡子。初级学生要学习识字、算术、珠算、政治,内容以“三民主义”教育为主。这个时期男校每年有3个学期,6月初放“麦假”10天,9月初放秋假30天,过年放寒假20天,正月十六开学。

2. 学生读书率低

来这里上学的孩子不用出学费。那时读书率很低,不读书很正常,即使读书也只上2年到4年。有的是因为上不起,有的是读不进去书就干脆下地干活了。读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升官而是识字。老板、绅士、保长的孩子上学与否也要看具体情况,一是要看他们是否有钱,还要看他们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只有家里有钱,还愿让孩子读书的家庭才能实现。他们的孩子一旦读书,一般在4年以上,大部分也是为了识字。除了去男校和女校,他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一般上过村初级小学。

3. 先生因材施教,受人尊重

一是先生因材施教。男校中如果上课调皮或者不好好学习,也会体罚,一般是用细竹竿打手心或者打脑袋。不管是普通农户的孩子,还是地主、富农、村长的孩子,只要不听话一样受罚,学习好则一样鼓励。老人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熟悉并且掌握他们各自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传授知识。”

二是先生备受重视。先生的工资就是村里统一给先生每月发放的3斗米。二月二每个有上学小孩的家长都会做好面坨让小孩带到学校送给先生五六个。过春节需要给本村的先生李金耀和任立杰拜年,而外村的于国华过年回家,所以不用拜。除此之外,八月十五要送月饼,五月端午要送粽子。因为于先生已经60多岁,从外村来生活非常不方便,村长任永吉就安排他住在13岁的堂弟任永康家里的厢房。并且找任永康和任永吉的侄子——12岁的任立嬴,每天给先生烧炕,陪睡,并在早上起来要倒尿盆。先生在学校就自己做饭吃。教书先生碾米和种菜不用学生或者家长负责。

三是先生地位崇高。除了教书,先生还在村里做执笔人,因为忙于教学不做说合人。教书先生与保长、绅士等比起来地位差不多,属于村里的“知名人士”,但是不参加纠纷的调解。村里谁有不懂不明白的事情,一般会请教先生。就连村长和保长都要礼让三分,有时会请先生给自己出谋划策。

(三) 奴化教育

1937年10月5日日军入侵正定,学校停办,教师逃亡。1938年日伪时期,人民生活特别困难,没钱让孩子上学,政府教育科为实施奴化教育强迫教师回校上课。这种奴化教育1944年才停办。

一是任用本地先生。由王才臣担任名誉校长,先生有吴贞如、李金耀、李金奎。后来还有任立杰,他是上中农,家里有60亩地、3头骡子。“教日语的先生叫任兰,男性,家里兄弟5人。叔叔任永吉当时是村长,也是叔叔资助他学习了日语。先生没有工资,但是可以免除农业税。当时的先生都是日本人强制任用的,如果不从,他们自身以及全家的性命都难保。

二是强制学习。所有学习内容由伪社会局制定,在此基础上增开一门日语课,从日语拼音学起,包括日本文化。因为老百姓都害怕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就发动军队到处到农户家里抢孩子进学校学习。在学校内设有学监一名,由日本人担任。他负责维持教学秩序以及对先生的监视。如果有先生或者学生罢课、学习非指定的知识,将被学监现场处罚。先生会被带出去,到宪兵队殴打;学生则会在教室现场打手心。

三是强制交学费。凡是去日本人开设的学校上学的孩子,不管是不是被强制,每个月都要交一袋粮食作为学费。如果交不起,日军就会派人到家里抢粮。如果没有粮食就拉走牲口。如果家中一无所有,会把年轻女性带走做慰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