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牛家庄可谓日新月异,随着每一次不同历史时期的推进,每一次都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形态变迁。在政治运动、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干预下,土改时期、合作化时期以及土地承包时期都发生了强烈的社会形态变化。

(一) 土改时期的社会形态

牛家庄土改时期的社会形态变迁受到政治运动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权威重塑、医疗变迁以及通信和交通的变迁。

1. 土改时期的权威重塑

一是在土地改革中,村落的所有政治版图全部被打碎重塑。绅士、大户人家、先生、族长等传统时期的村落高层全部被消除,形成了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新阶级。政治版图的重塑带来了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前的租佃经济、雇主经济全部消失,全村所有人的财产被重新分配。老人说:“所有的东西都被平分,尤其是土地。这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财产。”

二是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关系全部被阶级所替代。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族关系逐渐淡化甚至解体;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地邻和邻居,在生活中不再拥有以前的“种种便利”,他们的功能基本被贫农团、农会主席、土改工作队所代替。

2. 土改时期的医疗变迁

清道光年间,王朝凤在家开设药铺诊所,是牛家庄村著名的中医,医术精湛,乡里闻名。清末民初,王如京跟随国务总理王士珍行医多年,并在北京开设药铺、诊所。1930年迁回故里牛家庄,仍以行医为业。1949年前,王老曾在牛家庄开设药铺诊所至终。1953年,人民政府号召组织联合诊所,秦明甫组织成立了牛家庄联合诊所,任所长,并兼任正定县卫生协会南牛分会主任。医务人员有任俊杰、龚大锁、山西人马俊岐、北王庄王玉林,后又增木庄曹凤菊、牛家庄王晨秀。

3. 土改时期的通信和交通变迁

1949年前后,村民对外联络主要以捎口信或邮寄信件为主,遇到紧急事项则到城里邮政局拍发电报。以前人们出行多为步行,带东西靠肩挑、背扛或推独轮车。中等以上生活水平的人家才有一辆木轮大车。木轮大车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型”,配有简单车厢,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另一种是“豪华型”,俗称“细车子”,其车厢较高,配有花栏杆、小窗口及弧形车篷,做工精致,且红漆装饰,此车只被少数富裕人家用于赶集上店或探亲访友。

(二) 集体化时期的社会形态

集体化时期牛家庄跟随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形态变化,在卫生医疗、交通和通信方面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集体化时期政治形态的变化

(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1958年初,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农村开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即经济规模大,将原来只有几百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上千至上万户的大集体——人民公社;“公”是指公有化程度高,将经济状况贫富不等的合作社合并,财产上缴,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1958年8月,实行政社合一的东风人民公社在南牛村成立,牛家庄村改为牛家庄生产队,归东风人民公社管辖,下设11个生产小队。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愈演愈烈,各村各队争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由起先报亩产几百斤到几千斤到最后报上万斤。出现了谁先汇报谁落后,谁后汇报受表扬的极不正常的荒唐事。秋收种麦为赶进度,山药地还没收刨,连夜耕地就种上麦子,全村数百亩山药大多被丢烂到地里。1958年9月,全国开始大炼钢铁运动,当时“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行各业都“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在这种形势下,南牛公社在新安火车站以东空地上建起了十几座炼铁土高炉,还有许多小土炉。全村劳力都自带工具到炼铁场砸矿石,人手不够还调学生停课参加,每个高炉40多人吃住在一起,分三班昼夜奋战,整个现场一片火海。炼铁的原料一是从灵寿山区运来的铁矿石,二是从家家户户收缴的废铁,甚至把铁锅和农具都交出来炼铁。由于炼铁的设备简陋,又缺少技术,炼出的铁大多是废渣,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时间不长便停止了。(www.daowen.com)

(2) 食堂化

人民公社成立后,极左思潮膨胀,高调宣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掀起“食堂化”高潮。下半年村内建起了公共食堂,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社员吃饭不要钱。食堂办起后,各户不许留余粮,不许立锅灶,每个队抽调几个劳动力到食堂当炊事员,食堂由队长和管理员负责,社员到食堂排队打饭,吃饱为止。后来,全村又合并为5个大食堂。第一食堂在焦搭腰家,主任任立铭、会计于永春。第二食堂在任白人家,主任刘小皂、会计任志勤。第三食堂在秦新贞家,主任龚小臭、会计王志忠。第四食堂在秦大堂家,主任高计堂、会计秦长顺。第五食堂在王修直家,主任吴凤岐、会计任立生。

(3)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刚开始,粮食富裕,社员吃得还好一点,经常改善生活。后来由于平均主义和管理不善以及1858年的丢、烂、糟现象逐渐凸显,粮食短缺,饭菜质量日趋下降。1960年又遇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缺粮,人们靠“低指标,瓜菜代”艰难维持。后来食堂改用饭票,定人、定量发饭票买饭。到1961年,食堂已经无法维持,年底全部解散。人民公社初建时期,由于“共产风”、浮夸风乱刮,大搞不切实际的大炼钢铁、食堂化,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国民经济三年(1960—1962年)困难。党中央察觉到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了“共产风”和浮夸风。1962年,及时提出“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农村经济有了转变。

2. 集体化时期的卫生事业变迁

1961年,牛家庄联合诊所更名为曹村公社卫生所,秦明甫任所长。1963年,秦明甫培养张计书、秦书梅、龚梅琴、任小桃学医。1965年7月,曹村公社卫生所迁往公社所在地曹村,秦明甫、任俊杰、张计书、龚大锁、龚梅琴同时转到曹村公社卫生所工作。原址更名为曹村公社卫生所牛家庄分所,医生有高义公、王晨秀、秦书梅、任小桃,高义公任所长。同年12月,由大队推荐,卫生所批准秦更辰、焦碗子参加半农半医学习班,1968年结业后进入牛家庄卫生所工作。1971年,村卫生所新增秦春杰、秦小申、郑金华为医生,任小丙、龚民会为司药。1976年增王小燕为司药,王小娥为妇产科医生。

3. 集体化时期的通信和交通变迁

1958年,牛家庄安装第一部手摇电话机,设在大队办公室,农民接、打电话都要到大队,非常不便。20世纪60年代初期,生产队开始有了胶轮大车,这种车装载多,而且拉着轻快。当时生产队牲口少,经常是七八个人拉一辆大车,拉土送粪。

(三) 承包到户后的社会形态

承包到户以后的社会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治形态和卫生事业两方面。

一是土地承包制度不断改进。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件随着改革开放,国家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阶段,首先在农村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分田到户、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试行、推广。1980年,本村开始试行定额计酬的小包工,这种形式是一种包工不包产,按劳动质量和数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实行生产队统一经营,将单项作物的经营管理权分包到户,以联产计酬。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期为15年。村委会依照中央有关承包政策,以生产队原有土地亩数为基础,经重新丈量校对,将全村5200多亩土地按肥瘦分级,折算出标准亩,按生产队现有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到户。农户以承包的标准地亩数缴纳税费及征购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撤销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大队、生产队等组织,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了农民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同时,使大量剩余劳动力去务工、经商、发展个体企业。1998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再延长30年。2011年,全村小麦种植面积4258亩,总产2100吨,平均亩产986斤,比1979年亩产增加258斤。玉米4430亩,总产2570吨,平均亩产1160斤,比1979年亩产增加645斤。当年经济总收入38899万元,经济纯收入3508万元,人均纯收入6807元,比1979年的121元增加6686元。

二是卫生事业得到发展。1977年,秦春杰任牛家庄卫生所所长。1978年大队推荐王玉来、王恒杰到卫生所工作,1983年二人离职。1984年增任长岁、王增梅。1986年卫生所人员分化,郑金华与王小燕、王小娥与任长岁转为个体诊所,秦春杰与龚民会为牛家庄第一卫生所,龚蕴国与冯瑞新为第二卫生所。1988年高素志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曹村卫生院,1994年调回牛家庄卫生所任所长至今。1997年王增梅,2001年王朝辉与仝辉华,2002年王荣镇与刘彦娜、任民会相继开办个体诊所。2011年何倩开办牙科诊所。2012年,牛家庄村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新建卫生室落成,一、二诊所合并。医务人员有高素志、陈建敏、龚蕴国、冯瑞新,高素志任所长。

三是通信、交通逐渐发展。到1980年代初,村内兴起了小双轮车,俗称“小拉车”。在生产队干活,一般三人拉一辆,一个人驾辕,两个人拉。装车时,架辕的保住车,两边人装车,卸车时,三人一齐用力将车仰起,车上的土粪便卸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为种地方便,开始购买机动三轮车(“三马”),一些运输专业户开始购买汽车,起初,三两家合买一辆,慢慢发展为一家一辆或几辆。1989年,牛家庄开通28门全自动电话交接机,成为正定县第一个安装全自动电话交接机的村,从而结束了手摇电话机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农户陆续安装了固定电话,并迅速普及。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手机也逐渐进入农民家庭。到2012年,据初步统计,全村1164户已有手机3000部以上。21世纪以来,小轿车进入家庭,据统计,到2012年,全村轿车、面包车共计500余辆,电动车代替了自行车,几乎家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