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潮中,金融能够做什么?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认为,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供给改革。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制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市场的需求信号传导机制不顺畅;民营企业在新增产值中虽然创造了2/3的产值,但却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市场机制不足,政府对金融体系严格管制,对利率、汇率等干预较多。这种“金融抑制”的状态在中国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行政上的信贷配额能够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金融业迅速发展,利率和汇率改革进展明显,如果继续进行金融抑制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适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适度放松金融管制,尤其是金融供给改革;进一步增加和丰富金融供给,主要包括金融机构供给、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调控和金融治理供给,满足中小微企业金融需求,加强金融创新及金融技术创新,丰富金融产品,满足广大老百姓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直接融资,降低社会杠杆率;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从数量型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金融标准的制定。
一、优化金融市场体系。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合理分工、互相补充,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发展。但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超过80%的社会融资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体系。这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未能有效缓解,也导致银行体系积累大量风险。因此,中国应该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着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大力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而且可以拓宽投融资渠道,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进一步发挥它们在解决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深化银行业改革。银行业仍将是金融业主体,要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股改上市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稳步实施综合化和国际化战略,提升经营效率和风控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机制灵活、敢于创新等优势,在子公司分拆、差异化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农村金融尤其是省农信联社改革,强化省联社服务功能;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各自优势领域发展更大作用;要以投贷联动试点为契机,探索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拓宽其投资渠道,在改善监管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关于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出台为契机,立足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首先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全覆盖,巩固助农取款服务村级覆盖网络,推动行政村一级实现更多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其次要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大幅改善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残疾劳动者等初始创业者的金融支持,完善对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各类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上海黄金交易所所长焦瑾璞认为,普惠金融符合金融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让金融能够服务于中小微企业,服务于普通百姓。管涛表示,供给侧改革要求创新驱动,普惠金融的实现需要一些新的创新技术。然而,金融具有风险,监管部门需要有专业技能对这些创新进行穿透式监管,防范风险。
四、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根本使命,在于更加有效率地将货币、资金配置到经济部门和个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更多是靠技术创新推动,接下来将更多依赖制度创新驱动。要依法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尽快制定和完善多个业态的监管细则,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引导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中保持规范发展;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还要加强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深入分析客户消费模式和风险偏好,提供更加贴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覆盖长尾市场,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www.daowen.com)
五、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进金融监管,应该围绕“三张清单”来解决问题。从政府角度上,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从企业角度上,要拿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把握风险底线;从市场角度上,要理出“责任清单”,平衡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的“两只手”。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两种路径:职能整合,即以“双峰监管”为原则,围绕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这个中心,将“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承担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集中到央行,“三会”集中精力负责行为监管;机构整合,由央行负责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三会”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行为监管,提升监管的协调性。焦瑾璞在货币圆桌会议上表示,加强金融监管,应该从业务监管转向行为监管。在他看来,目前,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正在转向以金融市场业务为主,传统的存贷业务趋于饱和,个人金融行为在增加,应该加强对行为监管的研究。
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尽快从统一费率过渡到差别费率,使金融安全网更加完善;完善国家支付清算体系,扩大金融IC卡应用向公共服务领域广泛渗透;大力推广“云闪付”品牌,提供更安全简单的移动支付服务;培育征信市场,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提升农村信用基础水平;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小微金融的风险补偿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基础制度,改进对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设备财产使用权等财产权益的确权、登记、流转等制度;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法制建设,及时制定、修订法律,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在中国,采取多种举措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进而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同时,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国民收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也有利于缩短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强调:“通过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创新,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将使财富覆盖的范围扩大,从而逆转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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