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的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尤其是需求侧改革中的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的改革进程也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关系。改革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做出解释。改革前期和中期主要进行的是供给侧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价格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改变了中国企业、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生产态度和通过市场竞争来生存和发展的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运行中供给不足的局面。当然也有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最大的改革就是1998年前后开始的住宅分配体制的市场改革，这一改革使得居民家庭对住宅的实际需求激增，形成了中国此后近20年来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改革是涉及供需双方的改革，如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对供需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3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轮新的加速经济增长周期。由于中国刚刚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总量失衡，即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不相等。各产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的。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放缓了经济体制及其他方面改革的步伐，实施了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实行“点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清理开发区等行政干预手段，使中国从2003年至2007年经历了通货膨胀程度最小、年均增长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www.daowen.com)

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开始逐渐显现，表面上看是总量平衡有所失控，内在根源却是结构性矛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经济增长率也开始出现回落，但在控制通货膨胀上的效果有限。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刺激需求，但这同时又会加剧通货膨胀；而如果要抑制通货膨胀去控制需求，那么经济增长无疑要受到影响。

由此可见，多年来中国实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通过供给管理和深化改革来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结构性难题。而此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巨大回落。在新的形势下，为抵御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又从紧缩转变为宽松，通过进一步扩大投资遏制住了经济增长率急骤回落的局面。从表面上看中国在总量增长上遇到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实际上结构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有所显现，需要通过供给管理甚至是供给侧的改革来理顺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和结构关系，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需求刺激政策，使房地产市场重新开始了一轮剧烈的扩张，重工业又重新经历了一个新的高潮。暂时的繁荣掩盖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通过一类特定产品的消费升级来大规模地拉动最终需求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必须要靠各个方面的常态增长来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经济增长新常态下，以需求管理调节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从供给侧考虑通过市场本身的自我调节达到在生产领域优化结构的目标。因此，从中国改革的进程来看，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市场平衡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平衡发展，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断调整，很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从未来的发展上看，无论是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改革都应该继续推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目前最主要的矛盾仍然是在供给领域，针对影响中长期增长和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需要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解决。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总需求的管理处于辅助地位，两侧结合起来才是全面的供给侧改革。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