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对之进行了各方面的解读。但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属于首次提出，社会各界产生了一些脱离其本意的误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了认识误区，对其定位存在误差，这必然会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导致产生“不敢为、不想为和不能为”的消极行为，严重制约改革的效果。

第一，简单地用西方供给学派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自西方供给学派，但简单地用供给学派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强调在经济的供给方面，主张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认为经济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需求会自动调节至均衡，不会出现产能过剩，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生产。萨伊定律是供给学派理论最典型的理论，他主张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萨伊推崇自由主义，强调放松管制、减税、缩小政府开支等。从历史经验来看，供给学派是适应了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理论和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供给学派强调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反对国家干预，信奉自由竞争，但是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又企图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刺激供给。社会上有人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相提并论，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供给学派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奉萨伊定律为圭臬，认为市场会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利用减税、压低工人工资、削弱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管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政策恢复资本利润率，从而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从本质上说，供给学派旨在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代表了资本家的利益，集中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经济主张。而当前中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并无共同之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而供给学派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试图建立起更加严酷的资产阶级统治。从政策上来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减税的同时配合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的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通过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实施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供给学派则主张实施紧缩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完全没有产业政策的空间。当前有些人虽然也在表面上强调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同，但却在政策层面给出与供给学派并无二致的建议。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深刻认识供给学派的内容、实质、错误及其危害，绝不能把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混为一谈，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把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领会好、贯彻好。

另外，有人认为中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在借鉴西方供给经济学基础上的改革创新。这种观点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字面拆解，简单地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剪裁”中国改革实践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简单的“减税、私有化或政府管制”等，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混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在逻辑和理论机理。二是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夸大了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其实减税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大幅减税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扩大贫困差距，降低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三是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放松管制等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殊国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远不止这些。(www.daowen.com)

第二，部分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摒弃注重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摒弃过去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端管理的方式，这种看法低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政策应该以刺激总需求为主。这与供给派观点恰好相反。供给侧和需求侧、生产和消费是市场平衡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二者平衡发展，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增长。过去中国一直强调从需求侧进行调控来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比较严重，必须要从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学术界有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需求侧管理的“纠偏”，因而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并以期消除产能过剩的问题，促进供求均衡。这种认识错误地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范围局限于“减税收、减管制、减垄断、减通胀”，忽略了需求侧管理的作用发挥，更忽略了中国供给侧改革实践的丰富内涵。例如，部分学者片面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去库存，未能正确处理好去库存与增储备的辩证关系，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这就必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与相应的政策配套予以区分。实际上，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问题与美国经济危机的“滞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应对方法也就不能仅仅采用美国供给学派开出的片面强调供给侧的“供给经济学”药方，而应积极促进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作出的理性选择，强调的是将“两侧”结合起来，不同政策配合使用，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是一种偏颇。

第三，部分学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增加生产或供给。供给学派理论认为，市场的供给能力与需求同向发展，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的问题，因此，必须增加生产和供给。于是有人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应该增加投资或者商品供给，这种理解也是片面的。一是，我们必须清楚供给是否能够创造需求？马尔萨斯提出当需求等于有效需求，价格可以由供给决定。但当需求与有效需求不等时，价格就由供求关系决定。但是，现实中需求不全是有效需求，所以一般情况下，供给不能创造需求。而市场营销的理论认为市场可以塑造和创造，其根本动力是创新。如果供给是对生产力和效率的突破，就可以创造需求。例如手机，正因为其创新能够成为有效需求，才取得了收益的增长。二是，单纯增加劳务或商品供给只会加剧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恰恰是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之一。三是，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即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推动供给侧改革不仅要通过增加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还要通过要素质量的提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供给本身，而在于供给的方式和内容，即通过创新达到对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突破来创造需求。真正能够有效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创新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现在不少学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就是生产质量好的商品。这种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集中于生产名牌商品和提供优质服务的改革认知，极大地缩减了“改革范围”，将会误导企业仅生产屈指可数的几种政府引导的产业。因此，若单纯强调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就必然会导致新一轮产能过剩，如近年的太阳能、风能、汽车等。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不仅来自商品或劳务供给，更来自包括供给主体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组织管理方式。为此，改革必须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市场活力，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供求均衡。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或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