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较为突出，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产业结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中国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来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成本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自然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等，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以上各项要素的综合作用结果。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自2012年以来劳动人口数量连续下降，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人口红利逐步消减。2015年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6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预计2025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随着老龄化步伐加快，“未富先老”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中国老龄化率的上升，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意味着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即将到来和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减少，必然会抬高劳动力成本，使得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大大增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的重要优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一些外商投资的制造业开始往东南亚以及中南美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都将不断上升，迫切需要塑造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要素。从自然环境成本来看，由于中国现有产业结构的制约，中国每年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40亿美元，环境生态导致的自然灾害和治理成本约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5%。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要求来看，自然环境成本不断上升，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国家日益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整治力度，企业治污成本、安全成本大幅增加，特别是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资金压力急剧增加，企业生存面临较大压力。从技术进步成本来看，有些企业为应对成本上涨，会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来实现产品更新换代。但这种生产方式的成败，取决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有效性。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大多数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往往会变为“沉没成本”，导致企业负担更为沉重，甚至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致命打击”。因此，提高商品价格往往成为应对企业生产成本上涨、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首选之策，然而产品价格过高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形成“滞销”的不良局面，进而导致生产停滞。

二是产品供需错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62，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这表明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一方面消费支出占穷人各项开支的比重增大，但穷人为保证生活的刚性支出及免除“后顾之忧”，一般是选择储蓄而不敢消费，另一方面消费支出占富人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形成有钱“花不出”的局面，双方的共同作用必然导致市场需求日益低迷。同时，“十三五”期间，正是中国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的转换期。未来5年内，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将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有可能下降到30%左右。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产品的品质与国外产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导致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供需错配，一方面是需求刺激效果不佳，另一方面是产品品质不高、海外购买力旺盛，导致国内产品“滞销”。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灵活性。

三是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资本边际效率是一种贴现率，它使一项资本物品使用期内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等于这项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或者重置资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内投资的大幅增长，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资本边际效率呈现了明显降低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投资的不断增加必然会引起资本品供给价格的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也就相应地降低了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降低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www.daowen.com)

四是产业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增多，资源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资本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转移，带来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速加快催生了结构性加速现象，导致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显，逐渐显现出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不高等问题，尤其是产能过剩，不仅出现在传统行业，也在向新兴产业蔓延。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逐渐凸显，企业经营效益下滑，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地方政府、产能过剩行业等债务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失业压力增大，加剧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同时近年来，中国能源资源瓶颈制约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短缺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是杠杆率较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杠杆率迅速上升。虽然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比重不到40%，总体债务规模仍处于可控状态，但与2008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向中高端产业迈进。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的甚至资不抵债，存在债务局部风险。因此，需要“去杠杆”，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扭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控制其软预算约束下的高负债倾向。

六是市场机制运行不畅。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等要素的累积，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以快速增长为核心、经济结构以简单复制为重点、经济效果以GDP增长为目标”。可以说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处于一种扭曲关系，没有处理好发展与质量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不可持续的“问题”累积，主要包括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既是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表现，更是发展质量给发展速度带来严峻挑战的表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生产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创新驱动带动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尤其是制度变革，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同时也是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这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