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恰是“萨伊定律”—“供给学派”—“供给管理”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

1.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

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中，供给与需求是一对最基本的范畴，其他许多概念与定律均由此而派生。供给与需求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环节：首先，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二者关系是生产（供给）决定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促进生产（供给）。其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会在调整中保持动态平衡，供大于求即生产过剩，供小于求则生产短缺，无论生产过剩还是生产短缺都会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严重时甚至会使再生产过程中断。因此，供给与需求是一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统一体，国家宏观调控就是要寻求供给（生产）与需求（消费）的动态平衡。

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是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和充分就业，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所选择的路径和采取的手段则有所不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强调供给侧方面还是强调需求侧方面取决于当时国家经济运行中供求关系的平衡状况，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推进经济可继续发展战略上的一种动态平衡选择。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供给侧管理是一种直接性宏观调控体制，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主要基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应的产业政策，通过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供给进行直接调控，即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来影响生产领域的效率，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调控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供给侧管理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强制性、倾斜性和事前性特点。需求侧管理是一种间接性宏观调控体制，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主要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需求进行调控（刺激或抑制需求），靠需求的变动引导供给，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调控需求，需求引领供给。需求侧管理具有间接性、诱致性、全局性和事后性特点。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各有特点，各有利弊，二者在政策手段上、时效性、针对性上都存在着区别。从政策手段来看，需求侧管理主要动用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而供给侧管理可以动用税收政策、行政管理、法制管理等各种手段；从时效性上看，需求侧管理在短期管理上更加有效，供给侧管理则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影响也更加长远；从针对性上看，需求侧管理更加注重对总量的调节，包括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分量如投资、消费和国际收支平衡进行调节，但供给侧管理则更加注重对结构的管理，所实施的政策更加重视优化各种经济结构，其针对性更强。

如果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来看，发达国家往往更加重视需求侧管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程度相对较低，自由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供给侧管理还需要长期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通过供给领域不断地创新和改革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另外一方面则要通过政府指导优化资源配置，达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供给侧管理必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当优化经济结构正在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实现平稳较快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时，供给侧管理就显得更为重要，但将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更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有助于防止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有助于克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www.daowen.com)

2.中国供求政策的回顾

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在这一时期，作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供给严重不足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增加供给就成为当时中国政府最迫切的任务。如何增加供给？由于当时中国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封锁，一方面无法利用外资加快物质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投资，只能通过降低消费率和提高储蓄率的方法来增加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充分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一方面通过发放各种票证等方式限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在巩固农业的基础上推动工业化进程，以提高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同时利用了限制需求和增加供给的方法来缓和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通过引进外资和借债加快资本形成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中国一直推行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通过支持主导产业和发展科学技术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增长。这一阶段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主要采用的是供给侧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15年。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从供给不足走向需求不足，部分产品产值增长率逐年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式的短期需求管理手段。2006—2007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利用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压抑总需求。面对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通过大规模建造基础设施和增加福利支出来刺激总需求，同时实行了规模空前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在2009年增长近三成。2010年7月开始，中国又发生了中度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同样采用了高强度的收缩性货币政策，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比率和基准利率。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主要采用需求侧管理手段保持经济的稳定。

3.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兴起

不遇到一定规模的经济危机压力因素，原来相对稳定的理论方向不会改变。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源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深深根植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实践带来新一轮的知识碰撞，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兴起。

其实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30多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已经在孕育之中，中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供给经济学不断发展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有一些学者已经讨论了“供给管理”，重点是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考虑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期中国经济已有长足进步，但是近些年伴随着改革的“黄金发展”期，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已使渐进式改革路径依赖下的所谓“后发劣势”有所暴露，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在目前阶段，仍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包括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尚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难以解决，缺乏理论指导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亟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而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转轨期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必然需要有更加全面、更加精细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