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论语》中最著名的论述之一。
孔子是严格区分小人和君子的，他不厌其烦地谆谆教诲弟子如何区分君子和小人。对义利的态度，是标准的区分标准。
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水火不容，不能同时获得。君子应该求义而舍利。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舍生取义。
儒家大体同意孔子的主张。但是不要以为，中国先哲们的认识就没有差别，相反，差别相当大。只是因为儒家后来成为正统，压抑了其他不同的声音。
比如，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和后期墨家对始终缠绕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义利之辩，有非常精彩的论断，有终结这种争辩的意味。
墨家说，义就是利。比如，忠，当然是义，可是它利君；孝，是义，它利亲；功，是义，它利民。墨家给义赋予了类似于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色彩。
墨家的主张很明确，义的本质，不过就是利而已！
经济学，为我们认识义利之辩，认识君子小人之别，提供了更新的视角。
在经济学家看来，所有人，无论传统上属于君子还是小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极大化的人，也就是说人都是“喻于利”的。所谓义举，其背后的坚实基础也仍然不过是利己。(www.daowen.com)
如果说，君子的行为是为别人好，而小人的行为呢，则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最终却也是对别人好，甚至是更好。
因此，人都是“小人”。
亚当·斯密和司马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但是这并非斯密所独有的思想，《圣经》里有，中国古代也有。我们可以把西汉的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87年）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论述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比较一下，可以看到它们如出一辙。
司马迁的原文是：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的大意是：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食物，依靠虞人开出木材，依赖工匠做器皿，依赖商人运输货物。难道需要政令教导、动员人们靠如期集会来完成这些吗？人们各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之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价钱低廉，就寻求更贵的地方卖；价钱昂贵，就寻求更便宜的地方买。各自勤勉而致力于本业，耽于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官府征求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就是自然和道啊。
再看亚当·斯密的原话：
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这目标并非他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使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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