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实现包容性全球化这个命题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第一，注重发展的公平性。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平衡两者关系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就业、医疗、卫生、保险等，这些问题降低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还会造成改革发展成果难以共享的局面。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是对过去不正确发展理念的一种纠正，从注重结果公平到注重机会公平。第二，倡导全民参与。既然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那么只有全民参与建设才能使这个命题更加具有公平性与合理性。第三，全面协调发展内容。指的是不应当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经济总量的增加上，更要注重“经济发展”，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第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包容性发展追求的目标就是人人享受到发展成果，因此包容性发展设想的一切都要通过成果共享表现出来，否则这一切都没有了意义。成果共享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的公平，增加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拓宽其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缩小与其他人的贫富差距等方面。刘卫东（2017）提到，包容性全球化就是“丝路精神+全球化”，其内涵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第一，发挥政府在全球化中的协调作用，避免资本占主导地位。第二，强调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即尊重不同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三，持有包容开放、平等互利的发展理念。第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第五，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具体而言，中国在多个方面致力于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将在以下讨论中国为此采取的重要举措与实践。

（一）坚定支持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国在许多场合传达了其支持全球化的坚定立场。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向全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中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旗帜鲜明地抵制保护主义。

中国自加入WTO之后，开始逐渐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和学习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国际地位的逐渐提升，使得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和在国际贸易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一直在多边和诸边谈判中寻求成果，包括积极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信息技术协议》（ITA）扩围谈判和《环境产品协议》谈判。中国主张在坚持“公平、自由、开放、透明”的理念前提下，坚决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地位，同时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也一定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它们的话语权，妥善处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以牺牲不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利益为代价。

（二）拓展及深化区域与双边经济一体化

当前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WTO多边贸易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近年来多边贸易谈判所遭受的挫折和困难，刺激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一种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在当前多边贸易谈判停滞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通过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已经逐步在世界经济中各自占据一席之地，全球格局也逐步由两极和单极主导走向多极平衡发展。在这种态势下，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这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经济一体化的愿望更加强烈，要求同发达国家平等互利、实现共赢的呼声更加高涨。然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单个经济仍显弱小，因此需要参加区域经济组织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尽管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往往都由大国主导，但发展中国家仍可能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在这一方面，中国积极通过双边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拓展及深化区域经济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不仅尝试与新的伙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还积极推进已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目前中国正在谈判中的自由贸易协定有14个，包括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海合会FTA、中日韩FTA、中国—斯里兰卡FTA、中国—以色列FTA、中国—挪威FTA、中国—巴基斯坦FTA、中国—新西兰FTA升级、中国—毛里求斯FTA、中国—摩尔多瓦FTA、中国—巴拿马FTA、中国—韩国FTA、中国—巴勒斯坦FTA和中国—秘鲁FTA升级；正在研究的自由贸易区有8个，包括中国—哥伦比亚、中国—斐济、中国—尼泊尔、中国—巴新、中国—加拿大、中国—孟加拉国、中国—蒙古国FTA和中国—瑞士FTA升级。此外，中国还推动了一系列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如RCEP、“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三）“一带一路”倡议

当今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使得谋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展经济体，有责任与义务为经济改革提供方案，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多边、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同，“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所有国家坐下来针对一系列规则进行谈判，而是以中国为纽带，与沿线国家一对一进行谈判与合作，寻求各国之间共同的利益。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即包容性全球化。从改革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讲，我们需要树立起“包容性思想”，顾及基层人民的利益，要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与精髓。“一带一路”构想的核心含义是形成“互联互通”格局。中国在这个构想中发挥的作用是引领带头，以自身的发展带动沿线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为包容性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不是搞强权政治、占据霸主地位。

王义桅（2017）提到，“一带一路”倡议给全球化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并将改革传统的全球化朝向开放、均衡、包容、普惠方向发展；“一带一路”会凸显出南方型的全球化，让南方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让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要外援到要投资，而美国和西方也会从中受益。刘卫东（2017）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其当代内涵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陈健和龚晓莺（201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全球化发展新时代应具有“一带一路”实施原则的体现，因此在这种新型全球化格局中各个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但是每个国家在享有主权平等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形成多元治理模式，建立基于全球人类利益的全球化发展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大批项目签署和落地，展现了中国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其主要成果展示如下（李自国，2017）：

第一，政策沟通效果良好，签署了数十份合作文件。截至2017年年初，中国共与34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备忘录，与30余个国家启动了机制化产能合作。2016年9月，中哈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这是首份双边对接文件，提出在交通运输、工业、农业、能源、新兴产业、金融和知识产权七大领域深度合作。2016年 6月，中、蒙、俄三国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国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签署《关于正式启动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伙伴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这些说明了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再不仅仅是口头工作了。

第二，自由贸易区建设有了新进展。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双方自由贸易区进入2.0时代。2016年 10月，中国与格鲁吉亚完成自由贸易区谈判，实现了中国在欧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网络布局零的突破。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海合会”等也举行了多轮谈判，大部分议题已达成一致。

第三，设施联通快速推进，中欧班列渐成规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点的建设成果显著（见表15.3）。中资企业参与建设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一批重大项目，为其贸易与投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www.daowen.com)

表15.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项目

续表

资料来源：李自国.“一带一路”：成果、问题与思路［J］．欧亚经济，2017（4）：2−18；根据其他相关资料整理。

第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小幅增长。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为6.251 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5%。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25.7%。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655 3万亿元，同比增长26.2%。

“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对外投资产生了红利，更为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重振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体现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推动建设包容性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在今后的“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需要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更多探索国家间合作与发展的机会，让更多的国家与人民在全球化中获利。

（四）持续推动国内改革与开放

在逆全球化的挑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下，关键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各国在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和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效应时，更为重要的是对症下药。除了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谈判外，中国致力于在国内层面实现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且认识到国内改革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必要性。

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将进一步释放中国增长潜力，创造就业，激励创新，并有助于消除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与质疑。自2012年起相继成立的自由贸易实验区，是中国新一轮开放的试验场。中国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正在制定更多改革措施，以建立符合国际标准和实践的跨境投资和贸易监管环境。2013年挂牌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2015年挂牌的广东、天津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创业创新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取得成效。^[3]在上述两批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17年正式发布第三批七个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这七个省/市指定范围内设立。随着海南和雄安“自由贸易试验区”身份的确定，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1+3+7+2”共4批13个的新格局。

中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及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不平衡等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众多举措，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例如，在全球化浪潮下，东西部开放水平的差异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政策的引导下，西部开放水平目前在不断提高，产业也不断优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更多开放和发展机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欧班列快速发展，截至目前，西部地区累计开行4 579列，占全国开行总列数的47%。^[4]宁夏、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广西凭祥、云南瑞丽、内蒙古满洲里等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稳步推进。各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比如重庆的汽车、电子信息产业，贵州的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产业等蓬勃发展。而在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下，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动下，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连续八年快于城镇。2017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1978年末上升40.6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2017年末，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2.35%，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6.17个百分点。^[5]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的开放仍然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作为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中国也在积极支持与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不同的群体。已有的学术研究显示，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也表明，伴随全球化而产生的国内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容忽视，实现包容和普惠型的全球化及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需要政策与改革的支持。走普惠型全球化的道路将对中国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