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入WTO是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一步。贸易开放及融入全球经济无疑是造就了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因素。因此，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成为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一国整体福利、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这已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证实。但作为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究竟扩大还是缩小了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却并不确定：根据S—S定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贸易的自由化会带来国内充裕要素，即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上升，从而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下降。但参考已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基于对中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观察，以及新的贸易理论所提出的新的机制，贸易自由化很可能加剧了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为此，我们总结了关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国内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

表15.1列出了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中文文献，表15.2列出了近几年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采用了中国经验证据的相关研究。这些文献基于中国分地区或分行业数据，利用开放程度的差异，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各地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收入差距等的影响。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该列表难免有遗漏，同时为了与前文的理论保持一致，我们更多关注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不平等，因此许多相关文献我们并未囊括其中，包括针对城乡差距（如Wei和Wu，2001；魏浩和赵春明，2012）、国内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如万广华等，2005）等的文献。

表15.1　关于中国贸易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中文文献

续表

表15.2　研究贸易对中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的英文文献

续表(www.daowen.com)

戴枫（2005）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显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取滞后期为1时，贸易自由化水平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格兰杰原因。何璋和覃东海（2003）对中国的省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开放程度较低的阶段，开放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在开放到了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开放则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后续研究针对贸易开放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细化研究，王少瑾（2007）对进口和出口进行了区分，发现进口能够显著提高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出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收入不平等。文娟和孙楚仁（2008）则发现，贸易扩大总体上对中国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改善效果，且出口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比进口更加显著；制成品出口比重增加对收入分配产生显著的改善效应，而制成品进口比重下降可能恶化收入分配。张川川（2015）基于微观人口和贸易数据，在城市水平上考察了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增长显著提高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并且出口增长对年轻人、低学历人口、农村户籍人口和女性的就业影响更显著，效果更大。出口显著降低了城市内的收入不平等，尽管效果不是很大；而进口没有显著的就业和工资效应，但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加，虽然效果很小。李振等（2015）利用2002年至200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了贸易开放和劳动力迁移，并对贸易开放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发现“自然”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各地区居民收入不平等有抑制作用，而“政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却会加剧该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看，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扩大一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范爱军和卞学字（2013）则考虑了货物贸易自由化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的区别，发现货物贸易的发展会使收入差距先减少后扩大，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使得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

针对H—O模型的预测，许多学者检验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对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技能溢价）的影响。喻美辞（2008）的研究发现，行业的对外贸易会引起相对工资差距的扩大，其中进口有显著影响，而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行业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会导致进、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对相对工资差距产生不同的影响：进口贸易引起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扩大，而出口贸易引起劳动密集型相对工资差距的缩小。此外，滕瑜和朱晶（2011）检验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中间产品贸易占总体贸易比重的增加会加剧中国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李磊等（2011）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但中国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并没有如S—S定理说的那样，出现显著地上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反而下降，且各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

近几年新的文献也对贸易影响工资差距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陈怡和孙文远（2015）通过构建一个南北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分析贸易开放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影响收入差距的相关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作者提出，南北贸易引发的技术追赶促进了商品结构的优化，使得南方沿海地区相对内陆地区从事更具熟练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经验证据表明，技术追赶对南方沿海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效应要显著大于内陆地区，同时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能显著扩大内陆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而对沿海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熟练劳动力从内陆地区流入沿海，使得内陆地区的熟练劳动力相对稀缺，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入上升；沿海地区虽然由于贸易结构的调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增加，但由于内陆熟练劳动力的流入，熟练劳动力供给增加，贸易结构的优化未明显扩大沿海城镇收入差距。胡昭玲和杜威剑（2015）、郭沛和李亚成（2016）对中国承接离岸外包对不同技术劳动者工资报酬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离岸外包扩大了中国的工资差距。喻美辞和熊启泉（2012）运用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从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及其技术溢出对中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物化型的技术溢出，中间产品进口既通过实现熟练劳动力与国际先进研发资本互补效应，又通过技能偏向的知识学习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加剧了工资不平等。Han等（2016）研究了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国内产品价格（包括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对消费者福利带来的影响。作者发现，在私营部门占比较高的城市，产品价格的下降较多。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对穷人更为有利，消费水平低的家庭有较高的福利提高，从而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私营部门的较高占比可以放大贸易自由化更有利于穷人福利提高的这一分配效应。Han，Liu和Zhang（2012）采用了1988至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调查数据，利用1992年的邓小平视察南方和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两次贸易自由化冲击，作者发现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工资不平等程度要比全球化程度低的地区更严重，且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地区内的教育回报扩大了工资差距。Chen等（2017）关注了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部工资不平等的影响。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者利用计量方法估计了企业层面的技能溢价。在控制了企业所在行业的产品—市场层面关税后，回归结果显示投入品关税的降低与拥有更高技能劳动力的企业技能溢价的上升显著相关，且这一效应对一般企业（非加工企业）更为显著。作者发现，企业所在行业投入品关税的降低与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企业的增加值和利润提高相关，因此可能的机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谈判能力较强，从而从企业利润的提升中获得了较低技能劳动力更多的工资上涨。Xu（2018）考察了国际贸易对家庭收入两极分化（即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规模增加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下降）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新的机制——内生的技能供给变化。作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贸易理论，其中教育和职业选择为内生决定：个人选择成为低技能工人、高技能工人或基于其天生能力的企业家。企业家通过投资管理工作来提高企业效率。作者表明，受过高程度教育的家庭通过从事创业投资对出口机会做出最优反应，从而提高了在收入分布中的位置，而创业竞争的加剧带来了技能供给的增加，使得高等教育溢价下降；其他受过教育的工人则自我选择降低了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这在长期中导致了家庭收入的两极分化。作者对该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表现出更强的两极分化模式。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的确会对中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造成影响。许多实证研究发现，贸易与中国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贸易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结论。已有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证据，阐释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贸易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生产任务外包、技术溢出、研发创新等渠道，影响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也可以通过教育相对回报的变化，影响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的相对供给，从而带来技能溢价和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贸易也可以通过影响国内产品价格，增进消费者福利，同时改变国内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