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关于贸易开放对国内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问题，涌现了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由于实证证据对传统理论提出挑战，不同学者对已有理论进行改进，或基于新理论框架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这一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极大发展。

（一）新古典贸易理论

Heckscher被认为是最先将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的学者之一。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由Heckscher提出，他的学生Bertil Ohlin加以发展。在该模型中，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行业间自由流动，因此每一种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获得的收入相等，贸易则通过影响要素的价格来影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高技术工人，而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充裕的低技术工人。因此国际贸易的模式应当为，发达国家专业化生产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高技术密集型产品。此模型的一个现实意义是，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一般会对高技术密集的进口产品施加各种贸易壁垒。若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自由化改革、降低关税，这将降低高技术密集型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根据斯多帕—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所阐明的产品价格和要素回报之间的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高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将降低，而出口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低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将上升。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将缩小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工人和低技术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减小贫富之间的差距，而发达国家高技术和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差距则会相应扩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发展中国家内部收入差距趋于严重，这使得H—O模型备受质疑，经济学家们开始转向贸易之外的其他因素来解释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包括技能偏向型（Skill−Biased）技术进步（即技术的发展使得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上升更多）、移民的流入、工会力量的减弱、超级明星和企业高管的全球市场（对最具才能的个人的需求上升，从而导致其收入的大幅提高）等等，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其他因素而非贸易，对收入差距扩大更具主导性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研究者们尝试基于新的理论框架，提出不同的新机制来解释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行业内效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新新贸易理论

21世纪初诞生的新新贸易理论突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以异质企业的贸易投资作为研究重点，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热点之一。Melitz（2003）通过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引入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成功地解释了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并表明自由贸易提高了企业的整体生产率。但这一模型不以解释收入分布为目标（如该模型假设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摩擦，从而所有工人获得的工资相同），并未提供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因此，后续研究对此进行了拓展，说明为什么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会对不平等带来影响，解释了行业内的收入不平等效应。Harrison等（2011）列举了以下三种主要的拓展。

Davis和Harrigan（2007）在Melitz模型中引入了传统的效率工资假设，并借鉴了Shapiro和Stiglitz（1984）的“监控思想”。他们假设发现偷懒概率高的企业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而发现偷懒概率低的企业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因此，偷懒监控能力的高低导致了企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对外开放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在竞争中，低工资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留存下来继续从事生产活动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国际贸易通过淘汰高工资低生产率的企业来缩小企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从而减少了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Egger和Kreickemeier（2009）在Melitz模型中引入了工人希望获得公平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工人的参照工资与其所处企业的生产率以及经济中工人的平均收入（考虑了失业率）相关，当工人获得的工资低于参照工资时，工人就会降低其努力程度，而不在工作中尽力，使得企业支付的工资不会低于参照工资，由此产生结构性的失业。在这一模型中，贸易会带来工资不平等的上升。贸易的开放使得总产出上升，对工人的需求上升，但同时企业生产率上升，导致需求因参照工资的上升而下降，最终导致失业上升。开放贸易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以满足国外市场，而生产率较低但仍存活的企业会因为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而裁员，使得平均工资在高工资和高生产率的企业中上升得更多，同时工人更多分布于这些企业，导致收入不平等上升。如果将失业工人考虑进来，则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会更大。

Helpman等（2010）则在 Melitz（2003）框架中加入了一系列传统元素，如搜寻摩擦、工人和雇主之间的讨价还价、特质性（Idiosyncratic）匹配质量以及雇主具备检验并判别工人是否最具生产率的能力等。拓展后的模型表明，在高生产率的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比在低生产率的小企业工作的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且国际贸易会强化这种效应。原因是在贸易中，高生产率的大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销售额有更严格地筛选工人的需求，而处于生产临界点的企业筛选工人的需求下降。对工人筛选严格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企业之间生产率以及出口能力的差距，而且这是一个循环累积过程。因而，国际贸易扩大了工资不平等程度。(www.daowen.com)

（三）贸易与创新

另有一部分文献表明创新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渠道（Harrison等，2011），如Dinopoulos和Segerstrom（1999）、Neary（2003）、Thoenig和Verdier（2003）、Grossman和Helpman（2018）等。这些基于研发的理论符合北—北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情形，补充了原先基于南—北贸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的新古典贸易理论。

Dinopoulos和Segerstrom（1999）研究了一个具有连续产业的两国增长模型，贸易不再是基于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而是基于知识上的差异。其中，企业通过研发（R&D）竞争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各行业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公司可以获得整个市场，但其价格会受到下一代最佳可得技术（next−best−available）的边际成本的限制。任一时刻都有大量企业进行研发以获得突破并成为新的行业领导者。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企业恰好成为行业领导者时所生产的产品。假设每个国家最初对进口的任何产品保持统一的关税，此时关税的降低将提高市场领导者的利润率，增加企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带来的累积奖励，从而增加了企业进行研发以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动力。因此，贸易自由化增加了两国的研发和经济增长。假设相对于制造业，研发属于技能劳动密集型活动，那么贸易自由化将提高两国对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收入不平等。Neary（2003）提供了另一种相关的方法，假设拥有大量古诺寡头垄断的相同国家之间可以进行贸易，此时，每个寡头垄断者都有动力进行研发以降低其边际成本并获得优于其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再次导致了技能密集型研发支出的增加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Thoenig和Verdier（2003）基于一个跨越式研发模型提出，当全球化带来技术超越或模仿的威胁增加时，企业倾向于将其创新偏向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以此来应对这一威胁，这种防御性技能偏向创新过程将导致两国工资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在最新研究中，Grossman和Helpman（2018）将企业和工人异质性引入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中，个人参与研究活动或制造业的能力不同。研究项目可以产生新的产品种类，由于项目质量不同从而获得的生产率不同。在两个部门，企业质量和工人的能力存在互补性。根据这一模型，开放贸易后，各国有更高的创新增长，使得各国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消费和工资都比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增长得更快，由于研究部门的扩张，工人与更好的企业和项目进行匹配，同时劳动力重新配置至能力回报较高的研发活动，使得各国的工资分布都更为不均等。

（四）其他理论及小结

除以上两方面新的理论框架外，研究者们也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拓展，考虑了生产任务外包效应（Feenstra和Hanson，1996；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不完全合同效应（如Karabay和McLaren，2010）和劳动力市场摩擦（如Mitra和Ranjan，2007；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Anderson，2009；Bardhan等，2013）等机制，许多机制都得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正如Harrison等（2011）的总结，早期理论主要提出了贸易通过影响技能溢价（根据斯多帕—萨缪尔森定理）或通过影响行业溢价（根据特定要素模型）影响收入不平等，但这些理论难以解释为什么贸易同时在世界各地引起不平等，以及从事相同工作的相似技能工人群体中的不平等，也难以说明北—北贸易对不平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现在，新的理论研究阐释了由于南—北的生产任务贸易导致的各国技能溢价上升，甚至是北—北货物贸易带来的技能溢价上升（由研发效应或运输部门的技能偏向所导致）。此外，超越技能溢价的高维模型（如Blanchard和Willmann，2016；Costinot和Vogel，2010）分析了贸易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并通过劳动力调整的动态模型，区分了工资不平等和终身消费中的不平等。我们还能够通过异质性企业模型或隐性契约（Implicit−Contracts）模型，分析贸易对从事相同工作的同行业相似工人之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这一系列丰富的理论都帮助我们描述出贸易对现实世界中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些理论发展在重要的方面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变得更为可得，丰富的新的实证研究也相继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