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逆全球化背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变迁，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潜在的经济摩擦或冲突，中国近年来已经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应对。甚至可以说，中国当前大政方针的内涵及脉络唯有放在以逆全球化兴起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方能得到准确深入的理解。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并通过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从封闭落后到开放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对于全球化有深刻的认同和追求。因此在当前内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外部整体环境趋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选择了一条“稳中求进”的发展路径。这条路径对内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方针；对外则力图稳定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维系全球化不出现明显倒退，同时致力于“一带一路”等由中国提倡发起的新型全球化模式的推进发展。

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路径，既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应对策略，更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对此可以从形势、选择空间、具体策略等几个方面来解读。其中，对形势的判断是决策的出发点，选择空间构成了决策的依据，具体策略则是决策的结果。

就形势判断而言，应当认识到：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化缔造者（也是其早期核心受益者）在后期失去利益分配主导权后的反戈一击，虽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但这种试图凌驾于自身所缔造秩序之上的冒险行动必然会加速催生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即原有体系内公共基础设施的崩塌，以及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孕育产生。因而这一过程极有可能曲折而痛苦，经济成本也极为高昂。

由于各国的异质性及其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全球化的收益无法均等化，更非只要融入全球化，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从这一意义上说，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政策主要不是国际市场的规则安排，而首先是国内政策。只有国内经济制度充分体现市场经济原则，才可能真正同经济全球化相融合，才能真正在全球化大格局中不断实现优化升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如何消化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以及推进新一轮全球化是一个涉及各领域深化改革的问题，任重道远。只有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充分理顺、变得更为自由和有序，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也才有可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导者。

就选择空间而言，区分“可为”与“不可为”至关重要。其中，“不可为”一方面主要是指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当为美国国内政策的失误承担责任。即使美国自身不能或不愿实施补偿性的再分配措施来化解民众不满，在当今由主权国家构成基本行为体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不可能对此做出反应。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中国将不会全面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尽管舆论认为，本次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立场逆转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但这同时也显著提高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此外，鉴于原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新型全球化的目标，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成本都太过高昂。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以及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也表明，目前中国尚无能力单独领导世界格局演变。因此，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更不会复制美国称霸世界的霸权模式，因此联合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共同引领全球化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尽管中国国内原本就存在部分改革的需要，但是国内部分改革还是可能被逆全球化所绑架，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理智回应。不过，中国将在两个方向上的“可为”空间进行战略性调整。其一为“稳”，即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转型，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以化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其二为“进”，对传统全球化领袖国家的政策动向保持警惕，并尽可能增加协商和对话，通过提供必要的经济动机和集体压力来避免其彻底走向孤立主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将探索联合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协同引领全球化，也将更加积极地谋求自身空间，特别是主动倡导以“一带一路”为脉络的新型全球化，引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种“稳中求进”的战略调整之所以可行，从“稳”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相对齐全的产业结构等，为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提供了重要保障。从“进”的角度看，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开放度一方面仍有提升余地，另一方面从国别比较来衡量，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某种表率和拉动。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当前平均关税税率为9.5%，与全球平均水平（6.95%）相比尚有进一步削减的空间。^[35]与此同时，在新兴经济体之中，中国的开放度已经是最高的。按照市场准入等多种指标综合判断，中国在全球诸多经济体中位居中上，明显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其他新兴大国。中国已经是当今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力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对世界经济一直发挥着“发动机”和“压舱石”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 30%以上，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之一。此外，中国作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之开展的国际经贸合作对伙伴国经济稳定也十分重要。这种实力和地位，是中国实施上述战略调整的坚实基础。

最后，就具体策略而言，当前诸多事件或迹象都表明，“稳中求进”的战略调整已经进入实施层面。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总体战略应该是：第一，坚决避免激烈的逆全球化，也就是说要坚决防止逆全球化演变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第二，努力缓解温和的逆全球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就是积极理性地防控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第三，既明确表明自身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利益关切的同时，努力寻求合作共赢的空间。具体来说，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建构应对战略。

1.将扩大内需放在首位

本轮逆全球化提醒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必须足够重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转变过度依赖外资、外需推动发展的经济模式，通过扩大内需来夯实立足国内市场实现发展的经济基础，并应对逆全球化导致的外需、外资萎缩问题。事实上，“扩大内需”“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经成为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所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表现出强烈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但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还不具备将商品销售到海外市场的能力或缺乏相应的机会，国内市场仍是大多数企业的目标市场。这一点对于中国这类国内市场幅员辽阔的大国经济尤为关键。与国内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不同地区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内市场分割现象，结果导致了即使在国内销售也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国内市场壁垒与贸易成本。类似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协同性，发展阶段存在差异的中国不同省份之间也应加强经济协同性，以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投资与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

2.从“以开放促进改革”到“以改革提升开放”(www.daowen.com)

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性事件，“开放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但参与全球化的“开放红利”正在逐步递减，且中国出口模式的一些深度弊端正在日益加剧，包括出口产品附加值低、过度依赖价格竞争等。此外，出口价格竞争不仅导致了中国企业自身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被诟病对其他国家出口行为造成了严重影响。此次逆全球化思潮也提醒我们，过度依赖低水平的出口不仅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针对性批评，而且不利于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基于中国经济已经在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甚至是对外投资方面达到明显规模水平，下一阶段的重点应该是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此时国内制度环境的建设、法治体系的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厘清、行政干预的减弱等举措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国际贸易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以利用外资为例，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放松对外资进入的管制、采取负面清单做法等措施都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使得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只有当一国的经济开放构建在国内完备成熟的制度环境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也才能有效防御经济开放的潜在风险与外来冲击。

3.维护和改革多边贸易体制

实践证明，战后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如上文所述，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导致美国等传统引领者失去了主导多边贸易体制的意愿，另一方面各成员间发展理念的差异凸显，难以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多哈回合谈判长期陷入僵局，现行的多边体制面临“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民主赤字”等挑战的原因。鉴于此，WTO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尚不足以单独全面领导其治理。然而不同于美国扬言退出WTO等极端姿态，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始终坚守多边立场。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成长为贸易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在经历由经贸规则的学习者、追随者向参与制定者的转变，也已经具备在该领域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的实力和能力。

基于此，中国将积极承担相应责任，推动WTO的改革进程。具体来看，推动多哈回合结束仍应是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首要目标。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实力和条件去主动承担多哈回合主要出价方的责任，力促多哈回合尽早结束。如果中国能够为多哈回合的成功结束做出积极贡献，一方面可以为深化WTO改革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提高和积累国际影响力也具有极其深远的正面意义。此外，在多哈回合之外及之后，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感兴趣、有利益的新贸易和投资议题，中国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支持采取诸边的方式进行谈判。这样不仅可以展现中国积极开放的决心，也可以参与规则制定，避免协议完全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操纵。

4.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化采取进一步退出或后退的态度，中国虽然不会单独引领全球化，但会积极填补相应空白，推动自己的贸易投资发展议程。特别是对于滞后于全球化进程的欠发达地区，扩大开放、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积累是对不平衡的全球化进行“空间修复”的不二法门。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输送到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地域生产空间，正重塑着区域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17年9月，全球范围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其中有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加强彼此之间设施联通、贸易自由、投资便利等领域的合作。到目前为止，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与沿线国家开通356条国际道路，73个公路和水路口岸，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达5 000列，并在沿线建立了75个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之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等，都是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和发展全球联系的重要经济实践。^[36]

除为世界经济提供上述新的物质化和制度化的全球联系之外，中国还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中国倡导的“开放、包容、均衡、互惠”的发展理念，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化体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共同心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市场深度融合，在当今逆全球化趋势下更加切合全球化的应有之意。“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价值观，已成为全球范围发展理念的共识。打造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不仅是中国的愿景，也是全球化发展升级的必经之路。

“一带一路”建设组织框架的开放性和发展理念的包容性，决定了它不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其有效补充，使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全球共识。例如，它可以与现有的自由贸易区（如东盟）对接，与关税同盟对接（如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与政治经济一体化联盟（欧盟）对接，也可以与单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如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打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将是中国经济施展全球影响的关键所在。

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经济施展全球影响绑在一起。对此，首先，中国应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既有框架下，解决好沿线地区的物质、资金、人员和服务的流动问题，使“一带一路”成为一条自由畅通之路。其次，“一带一路”工程须借鉴先例、总结经验，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让其真正成为可以达及全球、惠及全球的世纪工程。另外，“一带一路”建设应更多融合现有的全球联系，将更多国际性经济组织、区域性合作组织和跨国公司等纳入合作范围，融合经济全球化的新旧联系，使其具备从区域走向全球的可能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