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逆全球化的根源之后，对于中国而言，更具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是：逆全球化与中国有何关联？更确切地说，它包含两个彼此相关的子问题：其一，逆全球化的形成与中国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其二，逆全球化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发展路径有何影响，外部世界对第一个问题的解读直接关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本轮逆全球化运动将中国作为指责对象。一个代表性例子就是美国学界所批评的中国进口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的“中国综合征”。^[25]那么，发达国家及其部分民众为何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如此排斥甚至抱有敌意？

这就涉及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发达国家内部中低收入阶层就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动。中国是本轮全球化浪潮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结果中国的崛起成为全球化新时代的最突出特征之一。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作为产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其作用却在减弱且内部也在经历中低收入阶层就业与经济状况的变动。可以说，前后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克鲁格曼指出，1990年代之后南北国家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张，对就业与收入分配产生了较诸此前更为显著的影响，并认为中国的出口确实取代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26]随着中国入世之后出口的显著增长和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海外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口竞争行业在劳动就业及工资方面均受到长期的负面冲击。如前文所述，例证之一就是21世纪起初十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就业占比的急剧下降。

美国部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受到的全球化负面冲击，大致体现在进口和投资两个渠道，且两者均与中国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从进口来看，有研究指出，对应于每位美国劳工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额每上升1 000美元，整体劳动参与率就下降2.1%，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量下降约4.2%；同时，进口冲击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影响更为严重。^[27]从投资来看，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张，意味着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购买更多设备、雇用更多当地劳动力，美国本土的就业水平势必因此受到影响。由于中国在近几十年间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加之美国政界部分人士有意无意地渲染甚至误导，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尤其是面临失业威胁的工人，开始将自身境遇的恶化归咎于中国。

事实上近30年来，全球经贸体系早已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在生产结构方面，表现为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功能分散化和地域分散化已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价值链贸易模式下，全球经济体系与其说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不如说是以全球生产者和消费者划分。这种模式中的产品流动，尤其是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实质上是参与全球生产的一个过程和流转环节。这意味着与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外需”已截然不同。在这种新价值链模式下，产品生产已具有了“世界制造”的意义，“世界制造”正在取代“美国制造”、“中国制造”而成为新趋势。

加入WTO以来，中国中间品货物贸易量的年均增速明显高于消费品和资本品。中国一方面使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和禀赋，生产层次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再输往国外；另一方面也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禀赋对其进行加工和组装，生产成最终产品或中间品后出口到国外（即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主导模式。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中心节点，自2009年起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出口国，出口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1%左右。^[28]2011年，中国贸易增加值超越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增加值最大的经济体。

在收入分配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满也因为如下对比而进一步加剧，在前文中也曾多次提及。最近三十年间，发达国家普通劳动阶层的收入几乎未见增长，而收入增长最快的，除了位于全球收入分布顶端1%的极少数群体外，就是中国的劳工阶层。换言之，大多数全球化赢家来自“复兴的亚洲”，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农村。^[29]两相对比之下，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很容易将自身的际遇变动，归因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甚至认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受益就是自身受损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并不严谨。事实上，从分析中并不能得出中国“应当”为逆全球化负责的结论。如前所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提升了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供给，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的际遇变动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性”不等同于“因果性”。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虽然有赖于全球化，但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并不矛盾，相反是主动适应其产业发展规律的结果。从前述全球化的历程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通信费用的降低和通信变得更为可靠，一些发展中国家得以快速融入全球经济，并增加了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其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行“平推式”工业化战略，以低成本替代方式大规模获得“低垂果实”从而实现产业扩张，导致制造业附加值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所占份额减少。发达国家选择一些高技术的制造业仍保留在国内，而其他的制造业均逐渐转移出去，使得附加值的增加与就业增加逐步分离。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但创造的附加值保持稳定。(www.daowen.com)

对于如今逆全球化最为突出的美国，研究表明^[30]，其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与就业增加分离的时间远早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时间。美国制造业几乎占据了利润最为丰厚的产业，并把低附加值的环节主动配置到海外。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除研发在本土外，在美国并没有工厂，这是美国许多跨国公司的一贯做法。像苹果这样在美国没有工厂但有设计和销售产品的公司称为“无工厂生产商”。^[31]这种无工厂的经济形态也是经济学家预测的未来经济的常态。

然而“无工厂经济”早已引起美国政界的担忧。2010年，美国劳联产联总部发布《制造不安全》报告称^[32]，美国制造业产能从1998年到2008年严重下滑。且该报告将关键制造业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制造业的兴起，从而导致美国工厂关闭或迁移至中国。然而研究表明，外包和国际贸易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降低没有多大关系，而技术进步带来的计算机取代日常工作比全球化更能解释美国就业人数的下降原因。^[33]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日本、德国和韩国也是如此，而它们与中国贸易表现为顺差。因此，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不能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而应该是全球结构转型的必然过程。

这一现象更为深刻的经济根源应当是当代世界产业结构及国际竞争力格局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尽管在总体上还处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的状况，但是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产业生态的高端专业化，反而削弱了其产业丰厚度，即产业体系虽日趋高端化，但完整性和配套性却在减弱。其制造业失业率上升根本地反映了制造部门在美国经济中重要性的持续下降。而中国尽管在产业的高端技术上尚弱，但产业的丰厚度显著增强且产业体系具有良好的完整性和配套性，因此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具备特殊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进口冲击可能与国内产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与国内需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无本质区别，或者至少是这些因素长期交互的综合结果。

在此背景下，逆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就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思考。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之前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愈来愈多地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排斥甚至反对。另一方面，中国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有趋紧的可能，特别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可能面临更多摩擦甚至冲突。这两方面构成了逆全球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路径。这种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策略无疑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但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市场体系程度的加深，新增劳动力供给的巨大体量不可避免地对该体系本身形成了冲击，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并对此提出了警告。“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是全球化过程中市场力量释放的结果，而市场力量的无限制释放必将激起发达国家强烈的政治反应。倘若不加以适度调整，这一模式将使中国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导致更多不利因素的冲击。

事实上，对自由贸易以及中国的排斥，早在奥巴马任期内就已初现端倪。这一时期，美国政府频频运用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制裁措施，并且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议题上对华施加压力，以期达到奖出限入的目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资料显示，中国连续十年成为受美国“337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遭受此类调查的案件数量仍然在逐年上升。^[34]而审视特朗普竞选以来在中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议题上的诸多言论，其对华态度也颇为强硬。如在表达对美国经济的看法时，特朗普明确将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归咎于中国。随着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的上升，以及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地，原本立场相对宽松、友善的欧洲各国也开始转变态度，认为中国的竞争导致欧盟自身竞争力下降、经济低迷不振的看法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甚至赞同，进而促使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如对华贸易防护措施的拟定等等。虽然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主要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有其内在逻辑，但外部世界的要求甚至压力也是中国必须正视的现实。

这一现实预示着未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继续趋紧的可能。从当前形势来判断，美欧针对中国出台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和范围不容低估，这构成了中国将来可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