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讨论逆全球化机制的基础上，了解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经济社会政策乃至政治气候，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化的可能前景做出更确切的研判。此外，我们认为还应对逆全球化形成整体认知。如果继续沿用前文中资本流动的逻辑，将逆全球化界定为生产要素流动范围的局部收缩或限定，其中资本便是全球化时代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那么在当前语境下逆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在资本面临转移或收缩的情况下运用本地化政策手段吸引或挽留资本。在以生产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劳动地域分工的变化促进了不同等级国家的发展演化。能吸引生产要素集聚的国家往往处于繁荣阶段，而难以集聚发展要素的国家很可能走向衰落、收缩。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发展壮大亦是国际分工与要素集聚的结果，是发展要素寻求更高边际收益的体现，这是全球化的基本逻辑，也是国家兴衰演化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于此而言，竞争性环境下部分国家，特别是全球化过程中相对衰退的国家选择逆全球化，实质上也是全球化演化的情景之一。

然而，逆全球化仍然存在长期化的风险。与全球化相比较，本轮逆全球化立足于一国或地方相对微观的空间尺度，以局部范围在全球化中的具体表现来定义全球化的合理性，并试图将人口、资本等要素进行重组。因此，逆全球化具有明显的政策意涵，更适用于以地方空间治理为基本诉求的规划领域。所以这种由全球化向本土化的转身，对地方性的关注极易被规划领域采用，通过一国或一地区的行政法规进而固化为一段时期内的政策或长期的施政重点。

鉴于逆全球化长期化的风险及其界定具有时空尺度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应对逆全球化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应注意区分全球化的绝对收缩与相对收缩、真实收缩与虚假收缩以及主动收缩与被动收缩。由于各国所处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开放程度千差万别，对于全球化的态度甚至立场和应对策略也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不能机械地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对策截然划分为赞成全球化和反对全球化两类。在现实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两极之间事实上存在无数种中间状态。首先，若将时间尺度拉长，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全球化的位序可涨可落，其增长与收缩存在绝对性和相对性。其次，要辨识真实收缩与虚假收缩。真实收缩除了贸易投资放缓的表征，更强调背后所伴随的某些结构性危机，而局部产业部门的兴衰或者社会群体的层级变化其背后表征的涵义可能更为多样化也更具不确定性。最后，应区分主动收缩与被动收缩。生产要素的聚集与结合会催生全球化重镇，但是被撤离的地方却往往逐渐被边缘化。近年来中国的部分生产型外资企业受到资源环境压力的影响，向国外更加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进行转移，中国一些地区因而难免经历资本和人力资源的外流，尤其是那些依靠外向型单一产品加工的产业部门的城市，极有可能被这种被动的逆全球化所影响而陷入困境，成为全球化角逐过程中的又一类失败者。

总体上，全球化正处于转型发展期，过去快速全球化的惯性进程决定了虽然存在局部的绝对性的逆全球化，但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仍将坚持全球化的方向，逆全球化的可逆性实际较低，其原因如下。

首先，全球化的两大动力不仅客观存在，而且继续强化。生产诸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组合仍然方兴未艾。其中，资本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其积累离开空间扩张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即无休止的运动；而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在支撑并推动着各个领域的全球性交往，在当今逆全球化的语境下也在提升全球化的包容性，使全球化进程得到可持续发展。

其次，现有的全球化融入程度使得逆全球化难以产生颠覆性影响。在当今各国经济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期，经济开放的时代潮流很难为个别国家的政府言行或是政策干预所左右。有别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格局与贸易行为，如前文所述，在以微观企业跨国活动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各国经济之间不仅形成了深度合作关系，而且在国与国之间划分国际分工的边界已经被极大弱化，这决定了单个国家难以凭借单边国家主义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再次，从需求面来讲，不仅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仍然需要全球化的市场和经营环境，而且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果尚不丰硕也不够稳固，因此全球对全球化仍有巨大需求。在经济利益方面，尽管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使得发达国家的获利相对摊薄，但全球化带来的总体利益份额，远超一个或一类国家范围的利益总额。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假如发达国家退出全球机制，其积累的政治影响力将迅速萎缩，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面临如此高昂的退出成本，当然不会放弃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国家利益并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

因此，即使各个国家对全球化的分配格局不满，那不过是改变分利份额的技术问题，并不可能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甚至可以说，如果退出全球机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行为模式也将变得难以确定。

基于上述原因，个别国家的国家利益取向或是政策态度转向并不会使全球化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无论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特朗普新政，我们不难排除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会考虑实施暂时性的逆全球化措施，或是将贸易保护作为谋求经济利益的谈判筹码，但必须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既不能完全归结为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更非简单地通过构建贸易壁垒、倡导保护主义所能解决。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尽管这一战略的实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水平与就业规模，但终究难以逆转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总体所占比重下滑的趋势，更难以根本性地改变全球生产网络的分工格局与贸易模式。(www.daowen.com)

因此，现阶段全球化的任务是需要弥合逆全球化力量，进而共同寻求可持续的全球化路径。伴随着发达国家在全球生产和收入中的比例迅速下降，以新型经济体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崛起促进了世界向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不同于西方所定义的所谓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的全球化内涵，可以说存在着西方的全球化和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全球化。全球化的这两种不同定义，意味着全球化的不同选择和方向。由于各国只会根据各自的国家利益选择对自己有利部分的全球化，因此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两股潮流都处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充分完整地表现而全球治理又处于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有选择的冲突和合作。例如，中国要推进贸易自由化，但是美国却要鼓吹“公平贸易”即贸易保护主义。因此，中国将面临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较长的全球化再平衡时期。

从上述角度出发，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实际上并没有背离西方传统定义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要重塑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而不是要完全退出全球化。换言之，所追求的是“再全球化”，而不是“逆全球化”。美欧等西方国家尽管采用了逆全球化这种负面甚至极端的立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退出现有的全球化，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会放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如前文所述），更不愿意放弃作为全球霸主所带来的利益。尽管特朗普执政后，以往美国政府所追求的许多理念和目标都被放弃了，但不会放弃作为全球霸主的目标，“让美国再次强大”就是这种理念的具体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代价却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预期的收益，因此未来需要转变的是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通过转向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当前的逆全球化客观上也具有建构的意义，且蕴藏了两种全球化道路弥合的可能性。西方国家重新摸索全球化道路，即便其仍然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也无法在重建全球化的过程中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排斥在外，因为这一过程所蕴含的潜在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让渡出一些全球化利益以让非西方国家赢得发展机遇。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只可能抢占高端制造业的阵地，不可能重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进而和发展中国家争夺中低端工业品市场。这表明了在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已经高度紧密的今天，两种全球化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这种逆全球化也基本是温和、可控的。

在上述趋势下，我们认为规则竞争或将成为推进逆全球化的主要方式。当前无论是多边贸易体制还是区域经济合作协定，贸易规则已成为国际经贸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随着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区的数量不断增加，自由贸易区谈判涵盖的议题快速拓展，尤其是高水平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涌现将推动国际经贸的“规则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新规则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重塑或者说发达国家推行逆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一方面，新规则仍将主要由以美欧为首的传统全球化引领国家为适应本国发展需要，特别是促进本国增长与就业而主导建立，但倾向于抛弃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政策，其高标准和广泛的自由度将远超众多发展中成员的承受能力，也与发展中成员在全球经济中的责任义务不相符；而另一方面，发展中成员不仅将作为参与者置身其中，通过争取本国（地区）发展利益以促进规则向更加包容性的方向发展，而且也将积极探索适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贸规则。

其中，鉴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逆全球化立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否合作将使全球化面临极大考验。从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关系观察，在美欧政府对全球化所持态度相对明确的前提下，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好坏、立场一致或分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走向的重要因素。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实力实现普遍跃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然而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基础还比较薄弱，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大于发达经济体，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和外部环境宽松时，相互间较易形成一致的利益立场。而当经济持续下行且情势分化明显之际，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易于出现分歧甚至分裂。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国际合作难以协调，必然分化和削弱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因此，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经济状况的稳定性及其全球化合作立场的一致性，将与全球化方向休戚相关。

因此，展望未来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在国际层面，未来逆全球化语境下的全球化应以更具包容和可持续性为目标，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实现公共物品供需两端的均衡以及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格局的平衡。而对于各国而言，应充分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空间重塑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国找寻全新的规划思路的起点和契机。对此，须更加注重完善国家内生发展机制，这也可能是本轮逆全球化将会带来的发展理念创新，即不纠结于既有的全球化进程逻辑，特别是在被全球化所抛弃的地方寻求新的规划发展思路的可能性。

相比于采用保护主义等主动逆全球化的措施，面临逆全球化的国家或地区更应当转变以增长为导向的规划或政策范式。被动逆全球化的国家，特别是部分制造业城市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其产业部门或者人力资本升级很难像资本流动那样具有较高的弹性。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环境只有增长这一种维度，这种思维定式导致当前不少的被动收缩的国家仍然采取诸如制造业回流等逆全球化的措施力图回归原有的增长与平衡，而忽略了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客观事实与规律，进而给全球经济造成更加消极性影响。

所以，无论是应对全球化中的失利，还是建设新型全球化，首先需要决策者实现其行政伦理上的重新建构，使得社会经济政策能够较好地在全球化环境下运作。政府需要从增长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转型，这意味着政策干预需要由自上而下的调控和管制，向为尊重个人意愿、顺应市场经济模式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趋势转变。通过采用新技术等更具灵活性的政策工具集，注重精细化管理体系的构建，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服务。从而在全球化的失败地区或群体中，仍然能够实现市民服务的优化和身心健康的满足。正如格雷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所指出的^[24]，“终极上，城市政府的工作不是资助不能覆盖成本的建筑或铁路，而是照顾城市的市民。使城市的小孩得到更好的教育，使他们在地球另一边仍然拥有机会，这样的市长无疑是成功的”，即便这些地方存在全球化被动收缩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