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本身是一个扩张与收缩的矛盾运动，各国对外开放程度决定了其可收缩性。各国依赖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开展商品交换能够提高贸易参与国的福利水平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核心结论，也是全球化得以推广的理论基础。那么，为何在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今天还会出现这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有两个问题对于解答该问题至关重要。其一涉及逆全球化进程的行为主体，更具体地说，谁是逆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其动因何在？其二涉及逆全球化进程的发生时点，即为何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渐成声势，乃至近年来发展为席卷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强大思潮？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我们对逆全球化的基本机制形成相对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即认为逆全球化的主体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该看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隐含地将国家视为逆全球化的单一理性行为主体，止步于国家层面，而未能审视其中因全球化而利益受损、诉诸政治进程以阻止全球化继续推进的次级行为体。的确，此番逆全球化的起源地与重镇位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全球化进程的输家。事实上以经济利益而论，全球化不仅使美国获益颇多，在未来还将为其带来丰厚回报。

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12]，1950—2016年间美国来自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运输、通信技术改进）的收益大约为2.1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人均GDP与每个家庭的GDP因此而分别增长了7 014美元和18 131美元。预计到2025年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潜在收益将达到5 400亿美元，相应地，人均GDP与每个家庭的GDP将分别增长1 670美元和4 400美元。这些数据表明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何一直声称其是全球化的输家呢？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使所有参与者获益。问题在于，在全球化利益的国家间分配层面，美欧等发达国家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其获益更小，是全球化的相对受损者。因此，认识本轮逆全球化并据此判断全球化的真实处境，需要对全球化的原发区域与受益区域错位发展的格局，以及由这一错位构成的面对全球化的态度差异有清醒认知。全球化之成功推进有赖于作为全球化原发区域的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强大动力，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初期，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只将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出来，而将高利润部门留在本国，从而推进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出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潮并进入发展的黄金期。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高，跨国公司进一步将包括总装车间在内的主体生产部门和部分研发、管理和营销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渐趋弱化，并日益依赖虚拟经济来维持其经济增长。

因此，以资本流动为推广方式的全球化对国际经贸和产业格局的影响是：一方面，资本的获利史无前例，美欧等传统资本持有国迅速由生产国转变为消费国；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的适应性发展成果令人瞩目，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受益者以生产国的姿态逐渐崛起，实现了产能、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日益提高，并且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地。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近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年均经济增长率比世界的平均水平高出大约2个百分点。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统计，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也在持续增加，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相形之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确在相对衰落。

除上述经贸和产业格局的变动外，由于全球化利益是非中性的，美欧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对全球化的收益分配格局也颇为不满。在国际分配领域，尽管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各个国家（地区）之间贫富更加悬殊，但美欧等国家却认为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其自身并没有获取公平收益，而反观发展中国家，原发区域认为其作为全球化的搭便车者却获益良多。事实上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集合和全世界范围的被剥夺方进行重组，形成了新的两极。以往只是把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等看作是全球化的被剥夺利益方即“输者”，现在是除国际分配领域之外在发达国家国内的分配领域，也有部分利益被全球资本剥夺，成为全球化的“输者”。尽管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全球化收益丰厚，但这没有消弭其国内若干社会群体受全球化负面冲击而遭受损失的事实。在美国产业间分配层面，金融与高技术产业成为主要获益者，而传统产业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尤其中下阶层（包括非熟练工人、低技能劳动力等），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损者，他们直接承受着自由贸易、开放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相对收入下降、工作岗位调整甚至失业等。两类群体际遇的巨大反差，促使后者投身政治进程、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

相关研究与数据为上述判断提供了有力佐证。有学者指出，自由贸易不仅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部分工人失业甚至某些行业的萎缩，还意味着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可能出现恶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造成了剧烈冲击。作为其后果，首先，美国已连续多年出现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就业人数的下降。据统计^[13]，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的1 943万人，此后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 727万人最多时下降至2010年的1 153万人，2016年也仅恢复至1 235万人。而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占比也持续下滑，由1943年最高的38.7%下降到2016年年底的8.4%。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位工资收入长期停滞，劳动报酬在GDP所占比重甚至持续下跌。其次，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剔除物价影响）在代际间的流动性持续下滑。基于不同年代出生的美国劳动者及其父辈的收入调查显示^[14]，1970—2014年处于30岁的劳动者收入超过其父母（同为30岁时）的比例从90%跌落到了41%。而在这其中，下滑最剧烈的恰恰是中产阶层（社会收入排位处于30%～70%的人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收入阶层（社会前10%）的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则稳定维持在高位。换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高收入家庭，而中产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升越来越困难。其最终结果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克鲁格曼指出，美国的生产效率实际上远高于一代人之前，但普通民众却未能从中受益；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16]，1990—2009年，美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幅下降了5个百分点。

与美国中下阶层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所有者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有学者指出^[17]，1973—1985年，金融部门在美国企业利润总量中的份额从未超过16%；到了1990年代，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21%到30%之间；及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该数字达到了惊人的41%。金融部门从业者的平均薪酬也在近三十余年间出现了迅猛增长，到2007年已经是其他行业平均水平的1.81倍之多。鉴于过去25年间，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家庭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获利甚丰的受益者只是美国民众中的一小部分。(www.daowen.com)

然而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内全球化的“输家”，补偿从未充分、及时地得到兑现。数据显示^[18]，虽然需付出的调整成本每年仅500亿美元，但美国实际用于解决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支出只有区区每年10亿～20亿美元。通过补偿让所有人都成为赢家虽然存在原则上的可能性，但实践却大相径庭。在美国，为帮助那些由贸易造成的失业者的调整援助计划早在1962年就已出台，但从中受益的工人寥寥无几，其他具有补偿性质的方案如工资保险等，在经历了数十年讨论之后仍然停留在设想阶段。^[19]

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全球化输家无从得到弥补，与赢家之间的对立愈发难以调和。最终，逆全球化在愈来愈多不满群体的推动下应运而兴。以美国为例，2016年大选的焦点之一就是贸易政策。许多选民对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深怀不满，如今则更加担心贸易会威胁到自身的就业机会。大选过程及结果已经表明：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群体的普遍支持是特朗普得以胜出的重要原因。那些认为自身利益受到自由贸易损害的中产阶级、中下阶层，既是反全球化态度最为激烈的群体，也是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

关于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国际经济领域存在一个基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假说，即更开放、更一体化的市场将必然需要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支撑。^[20]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开放政策本质上是将本国要素（如资本）融入全球统一市场，在获取国际标准的要素收入的同时将本国劳动者置于更剧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之中，随之而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本国收入及消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全球化后不因本国意志而改变的两个客观约束，即贸易条件波动的外生性和本国出口品类的集中度。因而，如果要让占多数的选民长期支持这种引致高风险的对外政策，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对冲选民所遭受的风险。

以移民问题为例。大量外来移民导致政府公租屋、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的竞争加剧。理论上，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人均公共服务不足问题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通过限制移民数量（降低分母），一种是通过扩大财政公共支出（增加分子）。但在现实中考量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第一种选择更易胜出。其一，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服务存量和流量相对发展中国家更高，因而在人口基数扩大时提升分子消耗的财政资源相对更多，这增加了政策难度；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多数发达国家本身处在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阵营，与“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理论相一致，其政府支出的相对规模已处于高位，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战后的历史峰值（如美国），再加之经济危机的重创，扩张财政的难度不言而喻。两相权衡，“排外”就成为短期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

在上述分配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实际上有两种可选方案，其一是向内求解，即诉诸再分配环节。1980年代之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国政府一方面推卸自身在住房保障方面的责任，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交由市场机制解决，另一方面通过降息等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避免衰退。^[21]通过此类政策组合，美国既规避了再分配措施，又使国内低收入群体能够维系基本的生活水准。尽管这些手段包含着巨大的隐患，但至少在泡沫破灭前，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愤怒得到了缓解。而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在上一阶段采用的、蕴含巨大隐患的政策组合终于招致严重危机而难以为继。换言之，美国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运用非再分配性质的政策措施来化解中下阶层民众的不满。因此只得寻求第二种方案——向外求解，即在无法获得再分配的情况下，受影响群体不再寻求补偿，转而全力反对全球化进程本身。这些群体的呼吁和诉求，以美国的民主政治机制为表达渠道，汇聚成为阻止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关键力量。不仅如此，此时的向外求解也包括政府由于对内施政无效，而自发转向通过强硬的对外政策立场来输出内政压力，并最终形成一国对全球化的政治和政策取向。因此，发达国家将逆全球化作为应对策略，使得全球化处于停滞甚至略有后退的状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即逆全球化为何此前声势不显，却在近年来蓬勃兴起，从爆发于2008年的二战后最大经济危机中或可得到启示。金融危机之所以在逆全球化进程中有如此关键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它凸显甚至加剧了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民众的不利处境，因而加剧了全世界的逆全球化倾向。时至今日，尽管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但全球经济并未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了持续的结构性低迷。发达国家作为这次大危机的爆发地和主体，其所面临的危机也越来越显示出整体性和综合性，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衰退与萧条，社会层面的失业、贫富分化与社会动荡，政治层面的政党斗争与政治僵局，文化层面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等。在危机中，美国精英们设计的自由金融市场迅速崩溃，其导致的代价却更多地由普通民众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劳动者在面对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等负面冲击时往往更加脆弱、忍耐度更低。^[22]各方面的数据也显示^[23]，美国中产阶级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该群体的失业率和债务负担持续上升，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因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所的家庭超过200万户。

综上，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治理失范问题是导致逆全球化潮流的真正原因。美国并没有综合分析其全球化的收益和代价，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因此，尽管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总量收益颇丰，但多年来美国却一直对全球化受损者采取敷衍甚至忽视的态度，极少有实质性的纾困措施出台，尤其是鉴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分裂的程度日深、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要在极少数全球化受益者与众多受损者之间达成妥协与和解几无可能。与之相比，受损民众通过投票表达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满和愤怒，阻碍经济进一步深入开放，则要容易实现得多。但是逆全球化举措并不能带来中下层民众境遇的改观，改进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完全是两码事。不仅如此，对此做出反应的诸多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往往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激起民众甚至国别间更大的政治对抗，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因贸易保护主义横行而引发的贸易战就是一个极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