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对立面，“逆全球化”特指在经济全球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市场再分割现象。它包含了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在国际间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设置的各种显性及隐性障碍。“逆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客观经济活动的收缩，也表现为一国政策对多边开放立场的反转。

事实上，在前述的全球化进程中也不乏逆全球化实践。19世纪后期，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并开始在全球范围推行贸易自由主义。尽管如此，英国仍然严格限制本国成熟工人移民国外以及技术图纸和机器流转国外，可见英国的贸易自由主义并不是完全的自由。20世纪的美国同样如此。二战结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迫于冷战和政治需要，美国才对其盟国实施经济支援。但其重要前提是美国占据绝对经济优势，而一旦优势地位受到挑战，贸易自由主义便不再遵循。例如，为应对20世纪的日本和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美国对外签订《广场协定》，对内形成《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对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发起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

本轮国际范围内的逆全球化始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曾一度风行于许多发达国家，其目标直指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及其政府的救助措施。2016年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全球化均出现程度不一的停滞甚至收缩

首先，就贸易而言，从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处于持续低迷态势。根据WTO的数据^[5]，全球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年均7%降到2009—2015年间的3%，2016年更是呈现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差表现，其增长率仅为1.3%，低于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世界银行《全球贸易观察：2016年贸易发展》年度报告指出，尽管以往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仅仅局限于部分发达经济体，或是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但是2016年所有经济体都出现了贸易增长疲软的局面。在投资方面，据UNCTAD的报告^[6]，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38%，达到1.76万亿美元。虽然这一数额已经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但还不及2007年的二分之一。尽管2015年实现了强劲增长，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势头却不再能继续保持，其全球FDI流量下降2%，总额为1.75万亿美元，这表明目前全球经济活动的活力客观上整体呈收缩态势。

（二）保护措施数量增多，贸易保护主义蔓延

与经济层面逆全球化彼此呼应、互为表里的，是发达国家在贸易等议题上的政策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对自由贸易、开放经济的疑虑和不满已经深刻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开放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各国政府宣称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政策操作中却出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举措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主要保护手段由关税转到非关税措施，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市场准入壁垒和认证认可壁垒等。这些措施灵活、隐蔽、限制性强，使得世界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受到各种非关税限制。第二，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通常选择他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类型进行限制。第三，保护政策越来越针对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这样有强劲竞争力的国家。“竞争中立”“维护国家安全”等规则日益成为强有力的保护工具。

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7月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7]，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G20的整体贸易保护倾向增强。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 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性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 254项，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其中，美国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手，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 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

与此同时，各国仍在不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在美国，特朗普从竞选到上任，其行政措施均反映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定立场。他一方面任命多位贸易保护支持者为内阁成员，另一方面退出TPP，重谈NAFTA，主张制造业回流、限制移民，2017年8月启动对华“301条款”调查。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在“美国利益优先”的片面逻辑下正在强力推行贸易保护。欧盟方面，2016年12月，各成员国投票同意对现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进行改革，这一改革提高了欧盟单方面实施贸易保护的概率。再比如，2017年1月，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反倾销法草案，放宽了政府征收反倾销税、企业起诉反倾销的权限；越南工业贸易部也计划成立贸易救济司并起草制定《外贸法》，将贸易保护及其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贸易保护在全球持续蔓延，然而各国却对此采取了默许态度。2017年3月，德国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中删除了明确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这也是G20公报中首次未明确提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三）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www.daowen.com)

全球化浪潮中，由于跨国公司按照比较优势在全球投资布局，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新型分工模式。其中制造业从发达经济转向发展中经济的模式已成为主流，如果以制造业产出及其就业比重为衡量指标，发达国家的确长期存在去工业化态势。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1.1%降至2015年的12.3%^[8]，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22.1%降低到2012年的10.3%。^[9]尽管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是全球化合乎逻辑的自然结果，然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利益重构和权力转移，却威胁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于是，发达国家基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下降、大量制造业投资移师海外而国内投资相对不足的状况提出制造业回流战略，即通过运用政策工具使制造业投资重回或集中在国内。这种制造业回流战略实际上是相对于全球化的逆向操作，是对资源全球配置的一种扭曲，其结果必然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重组以及全球经贸活动的向内收缩。

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特朗普沿袭奥巴马执政时期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并着力调整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家把制造业工作岗位重新带回美国。由于自动化生产弥补了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短板，加之中美工资水平差距不断缩小、美国老工业区地价低于中国沿海地区、页岩气革命导致美国能源成本大幅下降等因素，部分产业回归美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2016年6月苹果公司已经秘密开始在全球各大代工厂展开调查，寻找将iPhone组装生产线搬回美国的方法。尽管其在中国的代工厂富士康称希望苹果慎重考虑，因为苹果的做法会让iPhone的成本提高一倍，但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富士康美国工厂已基本确定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建设电视组装工厂，这最多将创造3～5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也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70亿美元建立芯片生产工厂，预计将为美国带来3 000个就业岗位。而随着经济危机和亚洲地区成本的上升，欧洲公司采取了类似美国公司的策略，重新布局生产基地，部分产业出现回流欧洲的现象。例如纺织服装商业实验室项目受欧盟的“地平线2020计划”的资助，旨在改变纺织服装行业，其目标是2025年前将5%的产能转移回欧洲。

（四）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挫折，全球经贸治理日益碎片化

首先是退出或威胁退出支撑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成员集团化且分歧严重的条件下，多边框架下反复磋商的结果是难以达成有效共识，多哈回合谈判集中暴露了WTO在国际贸易重大决策和规则修订方面存在的缺陷，欧美国家在多边道路上主导规则制定的难度已经甚于从前。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从多边体系中受益颇多，发达成员方对此颇为不满，美国甚至提出退出WTO。此外，英国“脱欧”也导致公众对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特朗普政府执政伊始就宣布退出TPP等，这些均表明多边框架正在遭遇挫折。

其次是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大国提供公共产品是经济全球化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公共产品主要表现为关于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的规则与秩序。长期以来，美欧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是经济全球化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然而由于目前美欧政府从本国角度出发，认为多边有失公允且效率低下，相比于多边贸易协定，谈判难度相对较小的双边协定能更容易满足两国的利益诉求，因此其拒绝或减少提供公共产品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甚至转向单边主义。

据WTO统计^[10]，全球已形成400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这些类似“意大利面碗”的RTA使得全球经贸治理的格局更加碎片化，不仅增加了商品贸易跨国流通的复杂性，而且还促使逆全球化的“竞争性区域集团”形成，导致大量的贸易转移。以被称为“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TPP为例，假设它得以生效实施，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其原产地规则（以确认产品是否属于TPP区域范围内并给予优惠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将割裂亚洲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合作。

通过上述逆全球化的表现可以发现，近年来的逆全球化呈现出两项重要特征。第一，逆全球化的起源地和重镇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恰恰是此前数十年间不遗余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发达国家。所以说逆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全新事物，而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才是新现象。对自由贸易及其积极作用的认可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一直是西方多数国家的共识和着力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如今这种共识却已濒临解体。

第二，更重要的是，随着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在欧美各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这一轮“逆全球化”已经溢出了经贸范畴，开始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因而此番逆全球化在发达国家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而绝非只是个别政治家或极少数边缘群体促成的偶发现象。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49%的普通民众对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持负面态度，认为它在拉低工资水平的同时，还减少了就业机会；与之相反，对参与全球经济持正面态度的民众只有46%。^[11]在英国公投中，那些受国外竞争影响、工作岗位大量流失的地区，以压倒性的多数选择退出欧盟。这些事实无不揭示着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变，即主要发达国家民众对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愈来愈从支持转向怀疑甚至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