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发言权。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国际分工发展、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力量。但近几年，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一直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其在经历了前一年短暂高增长以后，2016年又一次步入低迷期。进入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温和复苏的势头。

（一）全球FDI表现反复

全球FDI流量继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全年下降2%，FDI从2015年的17 740亿美元降至17 4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量降幅更大，达 14%，并且流入最不发达国家和结构脆弱经济体的投资流量仍不稳定且较低。继 2015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大幅飙升之后，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保持在较高水平，达到2007年以来的历史高位，为8 310亿美元，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4年与2015年全球跨境并购分别保持67%和68%的高速增长，2016年全球跨境并购额增长率骤降至13%。欧洲的跨境并购明显放缓；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跨境并购额大幅下降（分别下降44%和52%），仅占全球跨境并购总额的6%，而2006—2015年该比重平均达19%。在绿地投资方面，2015年全球绿地投资额为7 660亿美元，到2016年这一指标增长9%，达8 100亿美元。然而，如果将少数几个国家的几个超大型投资项目排除在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绿地投资则是呈下滑态势。从部门来看，制造业绿地投资下降了9%，为2 910亿美元。只有服务业绿地投资增加了21%，达5 01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少数国家建筑业投资激增（增长69%，达1 440亿美元）推动。分析近10年的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的规模，2005—2015年新建投资的力度都大于跨国并购的规模，这一差距在逐渐减小，2016年跨境并购已经超越新建投资。^[40]

除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地缘政治存在重大风险等因素外，2016年全球FDI下降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国际投资准入和开放的推进力度较慢；二是发达经济体开始重视本土制造业的发展，鼓励制造业回流；三是对避税天堂的打击以及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行动计划虽然有利于各国公平地获得跨国公司的税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跨国投资活动。^[41]

2017年，全球FDI呈现温和复苏的势头。各主要区域经济实现增长、贸易增长回升以及跨国公司利润率提升，将推动全球 FDI 流动小幅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2017年6月7日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 FDI流量在2017年将增长5%，达1.8万亿美元。这得益于主要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上升、贸易增长复苏以及企业利润回升。^[42]

（二）不同经济体表现分化

2016年，发达经济体FDI继2015年的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上扬。流入量增加了5%，达10 320亿美元，在全球 FDI 流入量中所占的份额扩大到59%。其中，美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流入美国的FDI增加了14%，达3 910亿美元；欧洲FDI流入量下降了6%，达5 330亿美元，但北美洲FDI流量的温和增长弥补了欧洲FDI流量的下降，G20的FDI流量首次超过10 000亿美元，发达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有较强的吸引力。^[43]

2016年，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商品价格下跌对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大幅下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减少，下降14%，降至6 460亿美元。尽管流入量下降，但2016年前10位东道国中，发展中经济体仍占一半。从整体来看，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量预期增长约10%。在少数国家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的推动下，发展中经济体绿地投资额总体上升了19%，达到 5 400亿美元，但大多数国家的绿地投资还是出现了下滑。^[44]

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依然疲弱，下降11%，降至1万亿美元，主要是由于欧洲跨国企业的投资减少。虽然2016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但其对外投资流量下降1%，降至2 990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对外投资流量持平，为3 83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飙升44%，达到1 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并超过荷兰和日本，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相比之下，发展中亚洲的其他次区域和主要对外投资经济体的流出量大幅下降。整体而言，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的驱动下，发展中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增加了7%，达到3 630亿美元。^[45]

（三）不同地区表现分化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FDI 流入量下降了15%，降至4 430亿美元，这是5年来的首次下降。三个亚洲次区域（东亚、东南亚和西亚）受到影响，只有南亚幸免。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出现两位数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对中国香港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5年的1 740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 080亿美元。中国的整体流入量下降了1%，降至1 340亿美元；在东南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了20%，降至1 010亿美元。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其流入量依然疲软，2016年下降了13%，降至620亿美元；西亚仍受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降至28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8%；在南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了6%，达到540亿美元。印度的流入量停滞在440亿美元。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巴基斯坦的流入量增加了56%。^[46]

2016年，流向欧洲的FDI减少6%，跌至5 330亿美元。作为2015年欧洲最大的FDI接受国，爱尔兰2016年的，FDI流入额仅为220亿美元，而这一数额远远低于2015年的1 880亿美元，高达1 240亿美元的公司内部贷款是造成流入额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流入法国和德国的FDI也出现下降，分别下降160亿和140亿美元；流入荷兰的FDI增加至920亿美元，也使荷兰成为欧洲第二大FDI流入国。^[47](www.daowen.com)

北美洲的FDI在2016年增加了6%，达4 250亿美元。除加拿大外，流入北美洲发达国家的FDI也在增加。跨国并购交易的完成，尤其是在制药领域跨国并购的完成，推动美国的流入量达到历史新高，达3 91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四分之一。流入加拿大的FDI连续三年下降，2016年降至340亿美元，部分是由于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由于流入美国的资金增加了12%，超过了加拿大的下降，使北美洲FDI总数仍然有所增加。^[48]

2016年，流入非洲的FDI继续下滑，跌至590亿美元，同比下降3%。非洲最大的FDI目的地埃及的流入量大幅反弹，从而提高了北非的流入量。但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前景笼罩了阴影，打击了投资者的兴趣。安哥拉的流入量继续下滑，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流入量依旧在较低水平徘徊。东非的流入量达71亿美元，相比2015年增加了13%，其中埃塞俄比亚的流入量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增加了 46%，达到 32 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在非洲越来越活跃，但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仍然是非洲最重要的投资者。^[49]

2016年，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经济衰退，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的下滑趋势加剧，共减少了14%，为1 420亿美元。在南美地区，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以及汇率大幅波动导致FDI流入量下滑14%，跌至1 010亿美元。巴西和智利的FDI流入量大幅下降，其中，巴西从2015年的650亿美元下降到约 500亿美元，智利则从160亿美元下降到约110亿美元。中美洲经济表现相对较好，但FDI流入也出现下滑，下跌了14%，降至 380 亿美元，导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总额下滑。这主要是由于流入墨西哥的FDI 减少了20%，从2015年的330亿美元降至260亿美元。加勒比地区（金融中心除外）也在下滑（下跌9%，为30亿美元），但是不同国家的FDI下降情况不同。牙买加的FDI流入减少了7%，降至9亿美元。相比之下，作为加勒比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接收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FDI流入增长9%，达到20亿美元，这得益于该国矿业部门的反弹，以及旅游业和房地产的发展。^[50]

（四）全球FDI的行业结构变化显著

从产业上看，在金融和电信等行业的带动下，2016年流入服务业的 FDI 占主导地位，其存量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服务业FDI中有很大一部分与从事服务类活动的农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有关，但在分行业统计FDI数据时，此类活动却被默认分类归入服务业，因此服务业FDI存在高估现象。除服务业外，截至2015年底，制造业和第一产业在全球FDI存量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6%和6%。受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的影响，流入第一产业的 FDI在过去几年受到严重冲击，2016年略有回升。其中，煤、石油和天然气获得的FDI的资本投资占主导地位，而农业的投资存量仍然较低。^[51]

（五）现有国际投资体制弊端不断暴露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原有国际投资体制与经济运行的适应性有所下降，特别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现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更加明显。

首先，既有国际投资协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体系庞大复杂且运转困难。现在的国际投资体系由大量双边、区域以及多边投资协定组成，各协定之间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存在着许多重叠、缺陷和冲突。UNCTAD的数据显示，2016年，各国缔结了37项新的投资协定，截至2016年底，已缔结投资协定总数达到3 324项。^[52]全球不少投资关系受到两个或多个投资协定或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管辖，各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其他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是区域投资协定）在一些关键条款上存在重叠。这种投资协定重叠、交叉的现象不仅增加了投资协定体系的复杂性，而且可能隐含法律条款的冲突，甚至可能出现投资者根据不同协定两次或多次对一国出台的同一政策措施提起诉讼的情况。这样一个由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拼凑而成的国际投资体制，对政府和投资者而言极其庞大复杂，弊端日益显现。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仅部分覆盖全球的外资存量。据UNCTAD测算，要想让双边投资协定全面覆盖所有双边投资关系，全球至少还需要1.4万个双边投资协定。

其次，投资者—东道国争端大幅上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急需改革。据UNCTAD统计，1996年以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很少，每年新增案件一般为两三起。21世纪以来，ISDS争端案件大幅增加，2016年新增案件数为62起，远远高于2006—2015年10年间的年平均案件数（49起），截至2016年底，已知争端案件总数已达767起。^[53]这反映了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诉诸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势。随着投资争端案件大量增加，ISDS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其合法性，即临时委任的3名仲裁员能否对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做出裁判。第二是透明度，尽管ISDS的透明度自2000年以来有了较大改善，但一些案件的审理仍不对外公开。第三是“变换国籍”的问题，投资者为了利用某国的投资协定提起仲裁，可以通过在该国注册公司达到目的。第四是仲裁裁决的一致性，一些争端仲裁裁决不一致，导致对相同或类似投资协定条款的解释不同。第五是错判在现有机制下很难得到纠正。第六是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质疑，例如，在不同的案件中，一些仲裁员有时担任仲裁员，有时又担任代理人。第七是昂贵的仲裁费用给双方（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都带来了沉重负担。

最后，国际投资体制未能有效解决发展问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签署国际投资协定的初衷是为投资者创造可预见的国际投资环境，从而更好地吸引外资，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双边及区域性投资协定中承担了大量义务，履约压力不断增大，同时还限制了国家政策空间。对于国际投资协定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外国投资，国际上也没有定论。同时，21世纪以来，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争端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被诉的概率不断增加。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全球议程上日益突出，如何将这些问题纳入一国或区域国际投资协定体系，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美、欧虽是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者，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它们日益感到当前的国际投资体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在创新领域及优势行业（如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地位，因此也试图通过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改革现有体制，以维护其竞争优势。总体而言，必须对当前国际投资体制进行改革以同时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此后几年，大量双边投资协定将陆续到期，这为国际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期。20世纪90年代，国际投资协定的签订进入高峰期。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10年或15年有效期，其中许多协定已经或即将到期。据UNCTAD统计，到2018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 598，即将有近一半的国际投资协定到期。这为改革当前国际投资体制提供了机遇。^[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