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温和复苏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2016年国际贸易依然低迷，但自2016年底以来，全球贸易呈现复苏向好的趋势。

（一）全球贸易增速反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活动先增加，后又逐渐放缓。在世界经济复苏较温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以及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背景下，2016年全球贸易形势并未明显改善，全球贸易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最慢增速，也是自200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首次低于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速仅为1.2%，为2009年进出口大幅下降以来的最低增速，远低于金融危机前2003—2007年的5%～11%的增长水平，与2016年4月WTO预测的2.8%的全年增速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全球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也在2008年达到31%的历史高点后结束了上涨趋势。^[21]据OECD统计，2016年前三季度，G20经过季节调整后的货物出口环比增速分别为−1.9%、1.6%和−0.1%；进口增速分别为−2.7%、1.9%和0.6%。进入第四季度，主要经济体货物进出口形势未见明显改善但有所好转，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进出口环比增长1.1%，约为第三季度增速的两倍。其中，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6年10月至11月，美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分别环比增长1.1%和1.3%，出口分别环比增长−0.2%和−1.8%，美国进口和出口从此前连续7个季度的负增长转为同比分别增长1.8%和2.3%；日本出口增长2.6%，进口增长1.3%，为5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0月至12月，中国货物进口同比增长分别为−1.4%、6.7%和3.1%，出口增速分别为−7.3%、0.1%和−6.1%。^[22]

有几个因素导致全球贸易增速减缓，比如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不同货币政策驱动下的汇率与金融波动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因为受到页岩气供应和能源需求放缓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有所下降，其中燃料价格的降幅最大。此外，食品、金属和农业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上升，部分抵消了其他地方需求的疲软。总体来看，贸易增长和产出增长与以前相比几乎没有变化。

2017年全球贸易延续2016年底的势头，全球贸易呈现微弱的复苏迹象，国际航空运输、出口订单和集装箱运输等领域的贸易量均有所增长。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增速进一步回升，日本出口自2016年12月转正后连续4个月增长；韩国出口自2016年11月后也呈现连续5个月的增长。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资源出口国在国际原材料价格回升带动下，国内经济出现好转，对进口需求的增加也刺激了全球贸易的增加。但总体来看，全球贸易复苏势头仍较为乏力，未能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平均水平。^[23]

2017年，全球贸易复苏向好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因素：一是制造业提振全球经济，有力支撑贸易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并将制造业作为政策施力点。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发展提速，推动企业增加投资，改善贸易形势。2017年，全球PMI呈现稳步回升态势，美国、欧元区、中国和印度等PMI指标均创阶段性新高。二是欧美复苏由分化走向一致，金融稳定性有所改善。2017年，欧洲复苏步伐愈加强劲，赤字率、杠杆水平大幅改善，信贷投放回暖，与美国经济由严重分化走向稳步趋向一致增长，利好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对全球增长与贸易形势形成动能共振。同时，新兴市场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缓解，有效降低金融脆弱性，改善了贸易环境。三是供给过剩局面略有改善，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实体经济回暖和基建投资增加拉动大宗商品需求；欧佩克（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减产协议等“去产能、削产量”的行动，有助于控制大宗商品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价格企稳。

（二）全球贸易结构发生变化

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上升。根据WTO的统计，2005—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货物出口量占全球的比例从33%上升到42%，发展中经济体货物贸易量占全球的比例则仍保持在41%的水平上。这体现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贸易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WTO成立以来，广大发展中经济体以此为平台，结合自身的要素禀赋和竞争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同时，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也带动了贸易量的增长，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升。^[24]

进出口增长的区域发生了变化。2012—2013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强劲需求弥补了缓慢的GDP增长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疲弱，尤其是欧元区进口需求疲软的局面。然而在2016年，欧洲进口的复苏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自然资源出口国的进口需求疲软。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同且技术差距逐渐缩小。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贸易在国际分工形成与深化的基础上高速发展，各国间的生产、投资和贸易紧密联系。当前，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推动正在进入加速重构期，带动了全球产业链结构性变化。美欧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希望通过技术创新以振兴国内实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扩大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开始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实行新兴工业化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加快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趋同和技术差距不断缩小。^[25]

地区之间对贸易增长的贡献发生变化。亚洲地区对全球进口需求的影响在2015年呈现下降趋势，但2016年这一趋势有所好转。亚洲为2013年世界商品进口量的增长率贡献了1.6个百分点，占世界进口增长的73%。但在2015年，该地区对全球商品进口量的增长率贡献了0.6个百分点，贡献的全球商品进口增长率为2.4%，或者说亚洲地区的进口量增长占世界进口增长的25%。进入2016年，亚洲对世界商品进口量增长率的贡献上升到1.9个百分点，在世界进口增长中的占比达到49%，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对全球贸易的带动作用正在恢复。虽然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在2016年第一季度下降了3%，但第二季度恢复了增长，2016年底，进口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与亚洲相反，自金融危机以来，大部分地区的国际贸易增长拖累了全球进口增长。北美洲在2016年仅为世界进口增长贡献了0.1%，远远低于2015年的1.2%，南美洲、中美洲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和独联体国家）对世界进口增长的贡献为负。2016年，欧洲的贡献保持上升趋势，对全球进口量增长的贡献从1.5个百分点增长到1.6个百分点，占全球贸易增长的39%，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是2016年欧洲贸易增速反弹的重要原因。^[26]

（三）地区之间贸易差异巨大

欧洲在全球贸易中表现优异。以美元计算贸易值，欧洲是2016年表现最好的地区，其次是亚洲和北美洲。在出口方面，欧洲货物出口额为59 400亿美元，其次是亚洲的57 500亿美元和北美洲的22 200亿美元。欧洲内部，德国是最大的货物出口国（总计13 400亿美元），其次是荷兰（5 697亿美元）和法国（5 013亿美元）。2016年德国贸易顺差为2 848亿美元，远远高于欧盟贸易顺差的平均水平（435亿美元）。进口方面，欧洲为59 200亿美元，亚洲和北美洲分别为52 100 亿美元和 30 700 亿美元。德国仍然是欧洲最大的货物进口国，进口总值为10 500 亿美元，占欧盟进口总额的20%。英国进口额在2016年增加2%，达6 358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进口国。^[27](www.daowen.com)

2016年，以美元计价的非洲出口额下降了12%，撒哈拉以南的石油出口国受石油价格下跌17%的影响，出口降幅达27%，非石油出口国降幅仅为1%。在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收入中，尼日利亚的出口额下降了36个百分点。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表现相对好于非洲石油出口国的平均水平，降幅分别为16%和4%。非洲国家出口整体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复苏缓慢，一些非洲国家的干旱以及政治动荡等的影响。^[28]

（四）国际贸易规则加速调整

金融危机后，各国为摆脱本国经济低迷形势，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与渗透，国际贸易规则趋于碎片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诉求加大，冲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原有贸易体系。美国等国家为了重新获取全球贸易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发起了一系列大型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以WTO等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取得的贸易自由化成果受到侵蚀，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使得以WTO为代表的原有贸易规则被逐步打破，新的国际贸易、投资和服务标准正在确立。

这一过程体现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与对抗，表现出漫长而反复的特征：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意图通过改变原有国际规则，推进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标准的全面升级，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加大。2016年9月，包括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名法国高层官员表示将中止对欧盟授权，单方面退出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也公开表示“TTIP谈判已在事实上失败”。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就宣布美国退出TPP；2017年8月中旬，美、加、墨三国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谈判，这都给全球贸易体系发展带来更大的变数。

（五）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表现

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货物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均下降了6%，与2015年的贸易状况相比有所好转，2015年的货物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分别下降了14%和13%。石油产品价格下跌对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负面影响较大，这也是造成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额下降的重要原因。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货物贸易的参与程度略有下降，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份额降至 42%，进口份额则为40%。^[29]

南南贸易（即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稳步上升，在2015年这一份额达到52%。制造业产品在南南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2015年约为67%），而燃料和矿业产品的份额则有所下降，农产品份额相对稳定，占到南南贸易额的10%左右。2010年以来，南南贸易比与发达经济体和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增长更为强劲。^[30]

近年来，由于政治稳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5个发展中地区（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欧洲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和中东）的贸易发展不平衡。由于全球供应增加和全球需求下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展中经济体中的燃料出口国出口大幅下降。发展中经济体燃料出口的比重从2012年的25%下降至2014年的21%。2016年，除食品和饮料外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的出口价格略有下降，使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地区出口量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与此相对的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它们的出口是由制造业支撑的。^[31]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仍在继续增长，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8.4%，占世界进口总额的25.0%。2016年，经济增长呈正增长的亚洲经济体包括越南（7%）、孟加拉国（6%）和柬埔寨（7%），均为制成品出口国。亚洲发展中经济体2016年出口下降了7%，中国出口的减少是整体出口表现不佳的重要原因。2016年，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首次下降，降至11.8%（2015年为12.2%）。中国的出口总额约为21 000亿美元，同比下降8%，而2015年出口下降幅度仅为3%。^[32]

中东和非洲国家受到全球石油供应过剩、需求减弱的负面影响，使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额在2016年都出现了大幅下滑。中东作为世界上重要的石油输出地，2016年出口降幅达到9%。非洲出口的下降紧随油价的下跌，8个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乍得、赤道几内亚、加蓬、利比亚、尼日利亚和苏丹）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出口降幅。非洲排名前十的出口国中，有5个国家（埃及、摩洛哥、南非、加纳和博茨瓦纳）的出口额在2016年实现了正增长。但总体而言，2016年非洲的商品出口萎缩了12%。^[33]

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参与世界服务贸易的比重有所下降，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在2016年达到14.66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了1%。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运输活动的减少，在其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服务平均约占21%～22%；在其服务贸易进口中，这一比例为29%～30%。2016年，疲弱的货物贸易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打击了船运业的发展，发展中经济体的运输服务贸易因此下降了5%。由于海运出口大幅下降，韩国运输出口下降了23%。在中国，香港的运输出口下降了12%，内地下降了6%。不过，由于作为商品出口活动的港口集装箱运输服务增加，新加坡的经济持续增长。2016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运输贸易中的损失达140亿美元。^[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