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已进入一个未来数十年内很难有重大变化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就处于富裕导向阶段，许多高级产业已经开始萎缩，企业和投资人也不再以持续投资为目标，产业的竞争状态越来越弱，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美国的企业一开始时为了疏解竞争压力而寻求政府协助，如今则视政府协助为常态。在美国，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由攻势转为守势。

虽然有迹象显示，美国最近在生产力增长和出口方面皆有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根本上的改进。美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增长只是零星产业重整的结果。整体而言，更多产业是处于负增长的状态。有关数字更显示，现阶段的增长虽然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好景却不会持续太久。美国产业界的产能虽然已接近完全发挥，但它在投资净值上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在出口方面有增长是美元急剧贬值与实际工资下跌的结果。长期而言，这两点对生活水平都将产生不良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所需要的生产力，迄今尚未出现。

美国的竞争优势是由许多领域支撑起来的。它拥有一流的大学、在某些市场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需求条件、国民冒险精神以及活跃的新企业创造能力等特色。另外，美国的人口结构也促使这个国家拥有高生产力。它在技术变革上的快速步伐，则催生出许多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发展机会。虽然，这些条件都足以使美国有机会再次进入持续繁荣的时期，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过去20年来，腐蚀美国竞争地位的负面因素，也同样正在限制它进步的力量。

美国本身也在辩论自己是否还是超级大国，赞成与反对的声浪都很大。13问题是，这个辩论的方向是错误的。从美国的规模、资源以及前面所列举的种种条件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个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经济似乎并没有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活力。换个角度看，这个国家的部分领域似乎也逐渐被其他国家超越。美国能否采取方法努力恢复它在精细型产业或其他产业环节上的竞争能力，或是它将以牺牲工资水平、出口天然资源的加工品并以货币贬值等方式解决它的贸易问题——经济未来的兴衰，将系于此刻产业政策的抉择。

美国政府与企业正面临重大的抉择。这个国家也走到了建传统价值还是回到保护、防御和闭锁经济的十字路口。以下就是目前美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几项课题。

错误的政策模式　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隐含着一种推论：造成美国产业不振的原因是美元升值、政府管得太多，以及外国的不公平竞争。以这种观点看美国的竞争问题，得到的答案是片面的。用这种观点制定产业政策，必然也环绕着放宽法规标准、允许水平式合并等做法。它们对美国产业的伤害事实上远大于帮助。更重要的是，按照这种政策模式，美国在推动许多更重要领域上的政策反被延误了。美国应该马上改变这个观点，但是目前连边都未沾上。

当然，天底下没有一个能形成完全共识的政策。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产业出了问题，但是美国人却浪费了太多力气来辩论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因此，要谈美国竞争优势的基础，从美国政府到企业都需要一个更新也更宽广的视野。美国人必须了解，一个国家成功的核心不在于低工资、宽松的法规或频繁容易的并购。美国要成功，真正的关键是改革与创新。

教育问题在质量，而非经费　美国必须认清，除非它的人力资源能够和其他发达国家齐头并进，否则它不可能重返领先创新之林。美国虽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实力强大，但它的总体国民素质却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当产业竞争走向国际化，需要更多知识条件时，缺少技能的美国工人必然发现，他们正受到低薪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威胁。14因此，美国需要从基础教育开始检讨，建立人力资源素质必须提升的信念。

如果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作比较，它的公立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低（1987年时，美国是6.8%，德国是4.5%，日本为5%）。15不过，美国教育的问题在于质量，而非经费。美国需要提高教育质量的标准，它必须超越或至少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美国的学生每周上课的时数应该增加，教师的待遇、权威以及能力必须提高，培养专业化产业人才的技术职业教育，更需要倾注国力立刻展开。在教育结构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虽然应该维持，但是联邦政府的角色应该合法地加强，以弥补州及地方政府的不足。国家标准对教育体系在最短时间内达成预定目标有帮助，联邦政府的资源更是改善师资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媒介。

不过，仅仅提高美国的一般教育体系并不够。产业的竞争优势需要针对特定产业培养专业人才。因此，美国企业应该认清它们是在与国际对手进行竞争。长期而言，决胜关键不在于资金成本或美元价位，而在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根据这样的思考，美国企业必须更积极地发展员工教育培训，提升员工素质。美国企业也必须与公司所在地的教育机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或参加与产业有关的、全国性高水平的研究计划。美国企业与当地大学或一般学校进行合作计划不但会改善计划本身的质量，也可增加地方与产业的关联。另外，行业协会也必须在发展人力资源，设立培训中心或与教育研究机构合作等事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事实上，美国在人力资源素质方面也有它可圈可点的一面。形成美国人力资源素质不佳的情形，基本上与美国产业的发展变化有关。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产业快速成长、人力需求迫切，企业自然渐渐地忽略了人力资源的素质问题，对提升员工技能，改善生产力的问题也不那么在意。但是未来的数十年里，美国劳动力的增长将快速减缓，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不具备技能的少数民族与外国移民，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逐渐浮现。

然而，这股压力将促使美国民间部门动员全部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必然将员工视为公司的资产，会对员工做更多的投资。另外，战后婴儿潮的下一代已经达到入学年龄，他们的父母接受过完整的美国教育，深知今天美国教育的利弊所在，自然成为改革教育的主力。未来数十年间，家庭和企业将扮演重要角色，去改变美国人力资源的发展状态。美国政府也应该善尽职守，鼓励与支持这股改革的力量。

研发投资转缓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大力投资于大学教育和研发，实力非常强大。问题出在它们的素质、方向、分配比重和发展优先顺序上。美国虽然在研发方面投下大笔经费，但是一枝独秀的国防科技研发工作并不能满足全国的研发需求。例如，1988年时，联邦政府对民间研发的补助只有14%，这个数字事实上还低于1980年。16

要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研发工作，美国政府必须在刺激创新性产品需求方面多加努力。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要刺激本国供应商加强创新，政府必须为本国客户提供更多采购高级产品的诱因。达到这种效果的做法也很多，例如政府可以在企业引进先进的工厂和办公室自动化设备时，予以抵税，或是加速通过与新产品相关的法规等。

美国在大学校园的研发体系上具有独特的实力，大学也成为产生新企业的温床。不过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与20年前差不多，研究设备更亟须更新，原因是设备经费一再被巨幅削减。要扭转这种现象，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预算不该再一味投到联邦研究机构，而应该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辅助大学进行研究活动，毕竟大学研究成果的扩散效应大于联邦研究机构。同时，美国政府也应该发展更多与产业技术相关的研究计划。扮演配置研究经费角色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过去太过强调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了。

美国的企业与大学之间，也应该提高彼此的交流层次，以刺激大学进行更多应用层面的研究。今天的美国，学术社群屡屡质疑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密切关系，在程度上已经超过维护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范围。事实上，德国和瑞士的经验显示，大学和产业的合作常常使双方都受益。

美国的大学研究是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利资源。美国企业虽然就近拥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但在应用上却常落于外国企业。17美国企业应该先确认关系本身产业的技术研究重点，主动投资，使研发成果萌芽，进而获得领先或优势的产品差异性。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由行业协会出面资助大学或研究机构，或进行委托研究，以便所属企业都能分享研发成果。如第12章所提到的，研发效果无法由主要竞争者进行联合研究计划产生。

不过，企业本身是加快美国产业创新步伐的关键角色。如果企业想要维持竞争优势，它们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比重必须提高。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较，美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增长越来越低。1989年的数字显示，美国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投资的比例是负增长。

尽管研发活动非常重要，不幸的是，今天美国从政府到企业的兴趣是保护“昨天”，而不是创造明天的研发成果。美国近年来一连串的动作，从努力延长专利权年限，推动严格限制模仿产品设计和造型的法案，坚持以输出技术来收取专利费等，在显示美国缺乏创新的信心，还无形中降低了竞争的力量。历史经验指出，前述的做法没有一项能达到持续竞争优势的效果。创新需要强大的诱因配合，而各国历史与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味防止创新成果的扩散，正是创新诱因的致命伤。美国人必须认清，高级技术的快速推广是产业集群内部技术扩散造成的，它需要经济持续繁荣，生产力不断提高等条件的配合。最好的做法是从培养活跃的竞争力、建立持续投资的事业目标，以及改善人力资源等活动着手。

民间储蓄率低　美国因为民间储蓄率过低、政府预算赤字太高，不但利率因此长期居高不下、股价低迷，同时也妨碍到企业的投资。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地位不断下滑，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企业持续追逐眼前利益，凡事皆以获利为满足。美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明显高于德国、日本与其他本书所研究的国家。

由于形成民间储蓄率低的因素还不清楚，美国想要一下子大幅提高民间储蓄率是有困难的。然而，美国政府应该有效利用税制，例如限制利息支出免税额，提高采购信用的级距，对定期存款提供更多诱因等，持续努力吸引国民储蓄。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赤字会妨碍到降低利率、提高股价、刺激投资等行为，美国政府必须在降低赤字上下工夫。许多学者已认识到，预算赤字会危害到国家经济和下一代的幸福。不过，更深一层来看预算赤字，它对产业发展的动因也伤害很大。

改善国内市场的需求条件　如果美国产业想要重新掌握创新的秘诀，国内市场的需求条件必须全面改善。以下是一些立刻该有的行动。

·检讨相关法规　由于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美国在产品安全、环境质量、能源效率、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法规，不但未能从严立法并领先国际，反而大开倒车。例如里根政府时代，美国进口能源的比重虽然越来越高，石油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联邦政府竟然还放宽能源运输的标准（老布什政府时又重新评估这项错误的政策，并针对环境问题提出比较正面的改革方案）。如果美国缺乏进步的民生法规，它的产业在相关领域的创新速度将会裹足不前，产品也出不了国门，打不进需求越来越精细的高级市场。对美国而言，严格的产品标准、环境质量等法规不但与社会质量有关，更是关系经济生死存亡的课题。

制定法规的目标应该是鼓励社会对新产品、新技术的需求，但是大多数时候，美国的做法正好背道而驰。因此从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都应该检讨产品创新过程的相关法规。(www.daowen.com)

与法规标准同样重要的是立法与执行法规的过程。如果美国政府在产业标准、批准新产品、新流程的态度上一再反复、犹豫不决，不但浪费产业的时间和资源，更会成为侵蚀产业创新的毒药。美国要谈竞争发展，就应该对法规的制定过程、执行过程、产品批准流程、监督机构和司法裁决等环节作通盘性检讨。好的立法过程可以包含足够的安全法则，使标准没有模糊不清的问题，并能缩短建立新标准和通过产品上市时间，减少叠床架屋的管制。美国的法规如果能够明确规范产品上市时间表，并将所有法律的议题放在立法过程解决，对美国产品将有非常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技术标准的情况也一样。在目前的美国法令中，技术标准的各个环节常有不同的法规考虑。合理而有效的做法是，建立一个超越地域性分歧并可在基础技术上增进竞争优势的标准。它将加速产品改善和发展，也将使美国货更容易打入国外市场。

·减少依赖国防采购　近几年来，美国国防部为了支持产业复兴，不断扩大它对产业的采购行动。但是前几章已经指出，政府以国防考虑支持本国产业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做法上必须要符合一定的原则。一国的经济要发达，绝不能过度依赖国防采购这项政策工具。国防采购的目标也常会误导国内的竞争者，削弱国内市场竞争。它本身就有保护主义的危险性。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产业而言，国防需求与民间需求是有差异的，国防需求的角色扩大，也会打乱产业的目标。

·加强产品可靠性　目前也是全盘检讨美国产品可靠性的时机。重视产品可靠性的企业，可获得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表现。不过，美国人频频诉讼、企业动辄挨告，必须付出巨额赔偿金的情形，已经违背保护消费者、提升产业的目标。

美国现行体系在处理产品可靠性的问题上，经常窒息产业创新的意愿。以第5章讨论过的医疗检测仪器产业为例，当各国都在积极开发闭环控制系统或病人自行检验的产品时，唯独美国企业受制于法规而无法投入。其他国家对这类产品可靠性都有一套既可保障消费者，又不影响企业创新的检查制度，企业在发展新产品上，并不会有问题。美国要改善这些问题，可行的做法是产品诉讼速审速结，建立合理的损害赔偿标准，淘汰不必要的司法诉讼程序等。

永续经营，降温并购活动　美国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的事业目标，也是产业诸多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美国，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的事业目标，可以说严重打击了产业的发展。美国的投资人因为金融市场变动而改变他们的投资目标。法人投资者虽然握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无法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外界对他们的绩效判断指标，是以他们买卖企业的能力而非是否能够持续投资特定企业来判定。由于企业当下的营运状态会影响股价，逢高卖出不但可以赚得更多，也是法人介入企业经营的唯一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理人竭力避免企业走上合并之路的同时，拆除并购障碍、无意支持企业长期战略的主要力量，就是法人投资者。

美国投资人的态度主要受到资本利得课税增加的影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不但鼓励企业投资，甚至不对资本利得课重税（参见表13-2）。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的经理人由于所得包含企业每年的运营红利，加上经理人大多任期不长，他们关心的焦点多半只是企业的年度表现而已。为了使企业壮大，经理人很难抗拒不必牺牲太多既有眼前利益的并购诱惑。其次，经理人的薪资依企业规模（而非利润）决定，这更增加了并购行动的吸引力。即使不希望企业被并购的经理人，也必须时时留意企业在股市的表现。至于建立竞争优势所需要的持续投资、承担风险，反而乏人问津。

美国人对所属企业或职业的忠诚度也在下降。由于美国的教育培训投资不足，一般员工晋升发展的机会不在于技术方面的投资，而是不断跳槽，抬高身价。美国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感也不够，它们随意雇人，任意裁员，在发展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

如果美国想加快产业发展和创新速度，国民的事业目标一定要加强。如前几章所讨论的，要修正企业所有人和经理人的目标，并购活动只是火上浇油。积极稳健的做法是，鼓励企业盈余转增资，5年以上的长期资产所得应该得到减税优惠，并将此项优惠从一般投资者延伸到企业的工会等现行免税的法人单位。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资产所得税率则应提高，以激励他们持续投资而抵消赋税损失。

表13-2　领先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利得税制

注：1.资本利得与一般所得同一税率。美国许多州和部分城市也向资本利得课税。2.最高的长期税率和短期税率于1988年4月6日提高至40%，等于是一般所得的最高税率。资本利得被当做通货膨胀的指标。3.很多类资产的税率在5年后降至0。4.资本利得税率计划调至一般所得的税率水平。到1990年之前，长期与短期的最高税率将达到53%。5.意大利也正计划对资本利得课税。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1988年3月8日；作者的补充和整理。

此外，美国的企业管理也应该从其长期需要着手，例如放宽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限制，有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提供者间的长期合作关系。不过，美国应该继续投资人接管企业不受限制的做法，因为这个模式有助于管理纪律。

重新检讨企业战略　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每况愈下，企业战略是亟待检验的一环。美国企业的最大问题是投资和创新方面的焦点不清。它们应该投资，却走上并购之路；它们应该创新、改善国内技术，却一味在海外采购产品和零件；它们应该加强对关联企业和当地大学的投资，但是力气却用在游说国会制定严格的贸易法案、防止外商的挑战上；它们应该在企业内部发展技术，结果却走上了看似方便但好处却不多的联盟之路。

美国企业一直以多元化为主要战略。数十年来的证据显示，不相干的并购无法增加企业利润，但是美国产业仍在持续并购中。美国企业经常舍弃公司现有技术进行内部创业，而追求徒劳无功的同化异质公司的行动。

如果美国企业想要拥有真正的竞争优势，它们必须重新调整方向。第11章所列出的各项步骤值得它们参考。美国企业应该对竞争有全新的认识。

竞争萎缩　竞争萎缩是美国产业走下坡的最重要因素。美国企业过去长期缺乏外商竞争压力，又处于供小于求的市场状态，结果导致竞争活动的寂静。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巩固了许多产业的市场秩序，政府对托拉斯行为的松绑，更导致产业盟主直接并购主要竞争对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提高竞争优势的理由，这种交易行为最近还被正当化。主要竞争企业之间的联盟动作日渐频繁，同样也不被质疑。

企业并购严重违反企业反托拉斯的理念，甚至还会伤害到美国近年来一些自由化的成效。以航空运输业为例，自由化的最初目的是增加这个市场的竞争者，带动创新。但是企业之间相互并购的结果，使得美国的航空版图出现以区域为基础的“准”托拉斯集团。

20世纪70和80年代充满保护主义倾向的美国贸易政策，使得美国产业的竞争活动更加萎缩。在贸易法案中，国际市场被切割成各种特殊协议与交易的对象，而1988年的《贸易法案修正案》，更使任何产业一旦竞争受挫，无论是否遭到不公平对待，都可以寻求政府保护。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国内市场竞争的快速消退，企业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更加麻痹，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的速度更为缓慢。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日谈判所达成的协定，只造成产品价格提高，日本企业的利润增加，而美国产业缺乏芯片供应的情形更严重。

美国亟须重视对竞争的坚持。在美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之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尤其重要。要恢复竞争，产业中主要竞争企业间的并购与联盟行为应该被禁止。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外商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当外商是以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并造成妨碍竞争时，这类活动应该不被允许。同样，主要竞争企业间的直接合作也不应该被鼓励，企业联合开发计划则该按照前几章所提示的原则进行。如果为了促成主要竞争企业合作生产而放宽《反托拉斯法》，基本上对产业发展并没有帮助。此外，除非抵触原则，同业公会的活动形态或产业上下游的合作不应被限制，因为这些活动与反垄断概念没有冲突。

破除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贸易政策非但挡不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且对国际市场有许多不当的干预。这套政策逐渐发展出来的“市场秩序协定”是对竞争本质的实质伤害。美国想要以这种方式解决贸易上的困境，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长期来看，美国企业一味依赖国外保证销售，或维持国内市场占有率的做法，只会造成创新速度的减缓。美国人应该认清，以人为力量操控贸易活动，基本上就是贸易的卡特尔行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另外，第12章提过，政府如果为协助产业界转型，进行“暂时性”保护，成功的情形也不多。

美国如要改正错误，贸易政策应该针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补贴和贸易障碍而发，并对这些行为提高进口关税，限制那些国家在美国的投资活动，一步步迫使对方让步，停止它们的不当行为。同时，美国也必须特别注意国内市场是否因此出现垄断行为。贸易政策要有效果，美国对贸易的态度就必须更明确。和其他国家比起来，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显得笨拙，太多联邦政府单位带着彼此矛盾的观点在里面运作。贸易相关法案因此常成为企业争取保护、避免投入竞争的工具。如第12章所列出的一些原则显示，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作重大的整合。

新的企业哲学　要重回产业发展与竞争之林，美国人的人生哲学也必须改变。美国人现在已逐渐丧失自信心，在美国产业和政府中，只防御不攻击的情绪正在滋长。此外，美国人心中充满利用美元贬值、放宽法规、鼓励垄断、主要竞争企业间互相合作、针对特定技术进行垄断，以及“暂时性”保护政策的念头。这些想法除了短期有用外，只会使美国的竞争优势遭受更长期的损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出面解决竞争力的问题，但是只要政府出手，它就不会自动停止，以至于造成产业自信心的全面崩溃。以今天而言，时间虽已稍迟，但美国人应该回归一些逐渐被忽略的传统价值。它们是个人创业、重视教育、竞争、长期投资、严格标准，以及自由贸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