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德国，科学和技术都是世界一流的，它那时已经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发电厂。它的经济也是从那时起进入创新导向阶段的。德国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广泛的产业上，这也使得它的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健康而强劲。德国企业的竞争力，是靠产品的差异而不是成本低的优势。德国因为许多产业已有坚实的基础，例如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健全，并已形成国际分工制造形态，因此它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扮演抢先创新的角色。另一方面，德国拥有快速创造生产要素的能力，加上化弱点为优势与需求的压力，形成了它产业的生命力。

不过，德国经济的活力正面临几项威胁。德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3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已达到世界最高的层次，但是目前仍保有世界盟主地位的产业，在市场占有率上却是不进反退。同样，它创造新企业的能力，赶不上国内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企业在商品化技术和科学上的突破也越来越少。甚至在新的消费性产品或服务产业方面，德国人只能靠边站。

此外，在德国的企业内从上到下的事业目标正在改变。例如德国人越来越关心生活，每周工作的时数较之从前相对减少。德国的投资人与经理人对分享利润和并购等兴趣也在增加，竞争则相对衰落。德国企业内部弥漫着自满的情绪。当德国照相机产业面对日本竞争时，它的反应异常迟钝，而钢笔和铅笔企业更是已经失去了创新产品的能力。

随着自满而来的是对变革的抗拒。世界大战造成德国经济的解体，但也打破了既有的结构，刺激德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创新而独树一帜。长期成功的滋味，使德国全面恢复到战前状态。持续的繁荣更使工会抬高姿态，一味追求维持现状，抗拒变革，仿佛德国以外的世界并不存在。由于劳资双方无法建立共识，德国企业在董事会的决策流程上也越来越不顺畅。

这些现象都指出德国正走入富裕阶段的陷阱中。表7-1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经济，不但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生产力提高迟缓，就连投资也在下跌。这些都是经济活力松弛的征兆。如果德国想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产业发展的步伐，它的政府和企业必须认真面对下列课题。

掌握新科技领域　许多德国产业的根本威胁是由于缺乏半导体、电脑、软件、生物科技等新科技的人才与技术，使它们无法继续创新。德国产业要易守为攻，只靠企业在海外取得相关技术，再应用到本身专门领域的做法是不够的。德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针对这些新科技，进行从教育到基础研究的全面投资，并在新产业中开花结果。

德国想让新科技在国内生根，不但需要举国上下对它们的肯定和重视，还要克服几十年来只专注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偏见。以生物科技为例，由于当前德国的法律对生物科技有严格的管制，巴斯夫和赫斯特等企业必须把相关研究计划移到美国子公司进行，还有一些德国药厂则在英国发展生物科技研究。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个相同处境是，由政府资助主要企业进行的大型研究计划很少能够成功，即使泛欧的跨国研究计划也不例外。因此，德国推动新科技的最好做法，是让企业彼此间活跃地竞争，并促使它们与大学及独立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

加强服务业　德国跨国服务企业的发展迟滞不前，国内市场对服务功能的需求落后于各国，各项服务活动也多倾向在国内执行；要设立新的服务公司，也面临了重重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德国的教育在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很薄弱，而政府的服务性事业又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德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服务业，所以很多产业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不会有明显的突破。

缺乏现代营销工具　德国如果缺少现代化市场与营销工具，它的企业想在最高级的消费性产品和服务上发展差异化产品，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今天的德国，无论是在精细化的市场调查、消费者行为研究还是其他营销技巧上，都显然落后。原因之一是大学在社会科学和管理训练上的薄弱；此外，德国的法规限制电视广告、商店的营业时间和邮递速度等，也造成德国经济不能大步向前。(www.daowen.com)

强化企业动机　各种迹象显示，德国的投资人、经理人和员工对事业的忠诚度正在衰退。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将会伤及德国产业发展的能力。几十年的繁荣，德国上下都有一动不如一静的情绪，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工会的态度。德国工会过分强调维持现状，已成为产业发展的绊脚石。今天的德国人享有全世界最少的每周工作时数，这固然与社会繁荣有关，但也会影响到未来生产力的发展。

德国的经理人和投资人对事业的态度也不如前。他们越来越注意短期的股票价格，财务管理成为大多数企业中最重要的一环，而通过并购发展的企业多元化，有时也会出现在毫不相干的领域中。从几家毫无关系的企业合并成AEG公司这个案例来看，德国企业进行与本业不相干的多元化，必然以失败收场，这种现象举世皆然。

对德国而言，这些变化已出现一段时间了。德国在税制上的变革，对投资人与企业的发展将有更不利的影响。从1990年1月1日起，德国取消对长期资本所得的免税规定，此举造成投资人在投资时间上的缩减。新税制已导致好几家德国企业卖掉自己的企业，并使产业内部的并购风气滋长。这种民营转国有的变化，会降低投资的速度，也将削弱德国人对核心事业的忠诚度，市场上的风险性资金与民间资金更因此而裹足不前。如果德国希望在减税的同时增加国库税收，与其提高资产所得税率，不如提高短期资产所得税，取消累进级差距以扩大税基，并缩小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规模。

挽救竞争颓势　今天的德国产业，尤其是大企业，很容易令人想起美国产业未走下坡前的情景。在许多重要的德国产业中，扩大规模的行动正不断进行着。德国人过于热衷并购与联盟战略，有时甚至会威胁到整个欧洲的产业竞争形态。德国产业另一个逐渐浮现的问题是，由于每家大银行在各大产业的重要企业中都有决策席位，不论动机如何，它们绝不希望所投资的重要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的局面。这种由财务考虑出发的现象，也助长了前面提到的企业相互并购的风气。德国企业的经理人正为了争取董事会上的发言权而奋斗。

“不求战”的文化会使德国产业很快失去原有的国际市场地位，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决策者都应该正视这项危机。补救之道是，不但不能放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严格执行的《反托拉斯法》，还应该鼓励放宽更多竞争行为。涉及竞争者之间连锁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应该明确于法律中确定，人为的进口限制措施应该取消，而产业内部主要竞争者之间的联盟行为必须禁止，某些情况下允许卡特尔行为的相关法律也应该修正。如第12章提到的，垄断国内市场并无助于德国的竞争力。最后，德国人应该反对欧盟在高科技产业上合作与集中发展的趋势。

自由化与民营化　德国要保持现有的产业竞争优势与创造新产业的竞争力，现成的工具是自由化和民营化。德国在民营化上已经小有成绩，但类似电信、交通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民营化不仅会刺激这些产业直接竞争，还会带动相关领域的供应商或客户也跟着进步。不过，预备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绝不能卖给该产业中的主要企业。

发展新企业　德国在发展新企业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它的大企业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立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德国人天性不爱冒险（这一点与瑞士一样）。对德国人来说，失败是件难以接受的事，人民更倾向于在已经制度化的企业中找份安稳的工作。德国人并没有意大利企业家独立经营的活力，更缺少像美国人那种突破限制的冲劲。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当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德国人不但不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反而视他们为剥削其他人财产的恶霸。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德国缺少运作良好的风险性资本市场，无论风险投资、民间投资还是银行体系都过于保守。如果往深层分析，这些问题部分源于德国法律为了保护投资人，不当地限制了这些机构对新企业的投资活动。

德国发展新企业的另一个障碍，是它缺乏在新科技领域的突破性成就。在现有领域的技术改善上，德国人的能力是令人钦佩的，然而他们在新领域的技术方面并不突出。在德国，因为技术扩散效应形成新企业的情形并不多见。如果德国提高它在新科技上的投资，不但对现有的产业有帮助，还会带动新企业的发展。

过去几年当中，德国已经开始发展风险资本市场，这对德国是重要的一步。此外，各主要大学在新科技的研究也促使一些新科技的公司产生。如果这些起步的措施能延伸，并扩及重要科技领域，德国产业会出现转机。同时必须进行的是，限制风险投资的法规应该放宽，鼓励长期投资的诱因应该恢复。

重建经济活力的课题看似庞杂，但德国具有一项一般人常忽略的资源。从两德统一后，政治变革所激发的活力正成为德国经济上难以估计的新力量。今天的德国，无论产业还是劳动力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迎接新市场需求等）。德国究竟要选择开放竞争、重新起步，还是寻求政府干预、实施经济集中措施，决定权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