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国家希望从早期的投资导向阶段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企业必须成为发展动力的主角。它们必须自行决定想要发展的新产业，而且有足够的自由走向全球化。原本各自独立运作的企业和教育机构，此时必须在创造生产要素上投下更多的力量。此外，开放的资本市场和独立竞争的银行体系也必须成为资本调度的主角，以确保资本能广泛并有效率地流向有潜力的产业部门。

在此阶段，政府必须快速淡出，或顶多扮演间接性的角色。早先的有效政策工具此时不但没有帮助，甚至可能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货币贬值会限制发展，对企业暂时性的保护只会使已经茁壮的企业产生更多的依赖。此时产业界需要的生产要素是高度专业性的，如果中央对教育和研发等领域持续严密监控，将使这些生产要素无法发挥，同时也无法协助及满足地方性的需求。

在创新导向阶段，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企业持续创新和保持动力的环境。它的角色必须从演员、决策者，转为拉拉队、信息发布人和障碍排除者，在此一阶段，政府最重要的影响力在于创造高级的生产要素、提升需求质量，例如设定严格的产品标准，并提高健康保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水平，使经济权力分散化，保障竞争并不断提供市场信息。原本可能无足轻重的反托拉斯动作，随着国内竞争者的持续壮大，开始显示其重要性。

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上的成功，也会加速淘汰政府在早先阶段的政策工具。企业想要打入国外市场，最终还是需要本国市场的相对开放，如此一来，原本保护本国企业的政策自然就不合时宜了。企业具有国际公民角色时，它对本国一些条件同样会产生新的标准。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时，它们受国内总体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小，对政府的声音也越发不理不睬了。最后，产业间相互依赖所构筑出的复杂又纵深的经济体，将完全舍弃早先微观管理的成功经验。(www.daowen.com)

除非政府的产业政策随时配合国家发展步调，否则将会延误产业的发展。很多国家的政府违反了这个原则，主要原因是政府不愿意放弃权力或对产业的影响力。此外，政府也不了解当企业开始寻求高级竞争优势时，原先的成功政策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保护——贬值——补贴的循环政策，是不容易打破的藩篱。

政府政策必须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政府在很多方面必然超前大多数企业，并引导它们进步。只是由于企业抗拒调整的惯性态度，政府也面临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