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政府在改善本国产业竞争力时，最常利用总体经济政策和个体经济政策，以达到控制生产成本和以汇率调节货币与原料市场的功能。政府要影响薪资水平、能源成本和汇率，可以利用的政策工具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市场规范，以及影响集体议价程序等。最好的方式是低生产成本和低汇率，这有助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以往里根政府就曾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不过，这种政策并未能真正反映竞争优势的各项要素，以及经济繁荣的完整过程。德国、瑞士以及近10年来的日本等国家都遭遇了工资上涨、能源价格提高、强势货币等问题，但是它们的产业竞争优势依然持续不衰。其中，日本经验尤其具有意义。尼克松水门事件、能源危机和日元升值，非但没有削减日本产业的竞争优势，反而使它们进一步发展、竞争力更强。原因是这些不利因素的压力不仅直接冲击产业，而且带动了上游材料和机械供应商的创新努力。英国、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长期压低零件价格，促使货币贬值；只是一旦政策失灵，产业的竞争力和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其他条件相当，降低生产成本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是有助于产业的竞争优势。问题是生产成本只有在技术简单、容易进入和生产成本为主的情况下，才具有主宰竞争优势的意义。11大多数产业具有潜在的高生产率，它们的竞争优势是来自于创新。因此，事实上，有利于静态竞争的生产要素会伤害到动态的竞争。任何人为的生产成本限制或干预汇率而造成货币贬值，都会减轻企业创新的压力，引导企业走向竞争优势持续力较差的价格或成本市场。结果，企业的焦点不再是改善产品质量，推出更高级的新造型、新机种和引进自动化降低生产成本，而只是满足于眼前的利润和安适。可是当其他国家的企业快速创新，长期下来的消长会使原本领先的企业丧失既有的优势。

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日元升值美元贬值时，美国的汽车企业舍弃扩张市场，一味在提高产品价格、增加公司利润方面下工夫。反观日本，汽车企业则是积极改善生产率和提升产品造型与技术。

这并不意味政府的政策应该努力引导生产成本提高或提升币值，而是提醒政府不应该抗拒市场机能，更不可试图破坏市场机能。以下是对各种政策更进一步的评估。

1.货币贬值。一国的货币币值是对包含政府预算赤字、利率等各种机能的反映。不过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出口、降低进口、改善贸易平衡，并不是它最佳的功用。广义上来说，一国的产业是可以凭借货币贬值发挥竞争优势，并达到该国的贸易平衡目的。因为当货币贬值时，本国或外国的客户会因外国产品转换为成本国价格后偏高而改买国货。然而，通过贬值来达到贸易平衡有它的副作用，贬值也会降低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及造成外国产品更贵、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价位相对降低的结果。12

贬值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对经济发展过程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货币贬值过程中，企业因为期待汇率上的优势，会向价格竞争和价格敏感的产业环节或产业发展，相对减缓在自动化和其他创新形式的努力，向更高层次竞争的发展步伐也会迟滞。13货币一旦贬值，更多因贬值所带来的压力随之而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发展经验来看，货币贬值很少能换来长期的生产力提升。一个国家要因货币贬值而获益，最好是处于发展竞争优势的初期阶段（生产要素导向或投资导向）。不过即使处于这一阶段，任何人为干预的货币升值，都会妨碍产业的进步。

政府对贬值政策的掌握应有其分寸。为了产业发展，货币升值的压力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超过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或其他引导成功的先决条件。当国内竞争或高级人力资源等钻石体系的其他关键要素都处于有利的状态下时，强势货币是发展过程的有利因素。按照市场机能稳定提升汇率，会进一步鼓励产业发展。

日本的经验说明，当一个国家的产业已具备钻石体系的优势时，突如其来的货币升值压力会形成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当汇率因人为操纵而偏高时，政府有权加以干预，但仅限于回归到市场机能上面。(www.daowen.com)

2.零件价格过高。当本国的零件成本过高，必须移往海外生产之时，就是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警讯，也是提供竞争优势发展的机会点。碰到这种情况，政府应该避免人为压低零件价格的诱惑。美国政府在能源价格上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当其他国家的产业开始节约能源时，美国企业浑然不觉，结果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日渐低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国家的产业在市场上超前领先。

3.抑制薪资。政府通常不当地抑制薪资上涨。合理的薪资上涨幅度，将为企业带来合理的压力，促使它们寻找更有竞争优势的资源，或走入更高水准的产业环节中竞争。薪资上涨会提高人们对高质量、高价位产品的购买力，改善国内市场需求状态。政府须时时考虑薪资上涨幅度应超前生产率的提升程度。

4.劳动力增长过快。快速增长的劳动力会帮助经济成长。因为就业带来购买力，购买力的增加会刺激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过，劳动力增长太快时，可能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原因是劳动力充沛时，在提高生产率和技术，以及寻求更先进竞争形式的压力，相对也会减轻。德国和瑞士的例子显示，缺乏技术的外籍劳动者大量移入，是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的原因。从人文的角度看，移民有助于文化交流，不过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只有高级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产业生产率不如其他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人口增长比其他国家快，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或没有技术能力的外国移民（见表7-1）。

同样的观点也可以应用在失业问题上。高失业率会使国家丧失提高生产力和产业发展的兴趣。如果失业率问题未改善，产业竞争又已经国际化，则将带来更大的失业问题。

前面所提的政策方向都有其局限性。社会环境本身还隐藏了更多的变数，其中不少还超越产业竞争的考虑范围。尽管如此，应该注意的是，真正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往往不是给糖吃的手段。

特别是当国家寻求更高层次的产业竞争优势时，这一点尤其明显。政府必须认清一件事：有助于静态竞争的概念通常会延缓动态竞争中的创新。为了经济发展，最理想的生产要素和货币市场状态会为产业带来短期的不便。所以即使会遭遇政治上的压力，政府还是必须抗拒有权干预市场机能的诱惑。日本的经验说明，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应是不断使生产成本和货币条件适应国家发展的优先顺序。

如第3章所讨论的，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如果成为创新的实质障碍，它的正面功能就无法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加强生产要素的质量、发展目标、国内市场竞争状态等其他关键要素，因为只有将它们整合，一套完整独立的系统才能运作，竞争优势才能发展。这种情形也使得政策之间有它们的互动性，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应该考虑产业整体竞争状态的发展程度。

很重要的一点是，改善不利的生产要素必须有选择性。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比较，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项目发展起来是较好的战略，则产业政策应朝拉近本国产业和其他国家产业水平努力。不过，一味以较低生产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绝非最好的产业发展目标。